文｜孙玉良
在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公共讨论中，占据舆论主流的反对声音往往披着道德与伦理的外衣。中国人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宗教团体呼吁“生命神圣”，医学协会强调“救死扶伤”，也有人强调安乐死是“自杀”，不值得提倡。这些理由听起来正当且体面，让人对安乐死望而却步。我是安乐死的支持派，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生命质量，只剩下痛苦，那就不如选一个最有尊严的死法离开。
表面上，道德是中国无法实行安乐死制度的最大阻碍，但我相信，这只是表象。真正阻碍安乐死合法化的核心力量，有道德顾虑不假，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阻碍安乐死制度最大的受益者是谁？是医疗行业背后庞大的资本利益。不允许安乐死，就要拼命地抢救生命，而救命是需要巨额金钱的。延命治疗，是医院最隐蔽的利润中心。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是：病人越多，医疗行业获利越多。而临终阶段的延命治疗，尤其是ICU中的生命维持，是其中利润最为丰厚的环节之一，那简直就是拿钱续命。很多情况下，一旦拔了“管子”，病人就会立即死亡。
延命治疗，可以说是医院最大的摇钱树。在日本，尽管81%的民众对弥留期的延命医疗措施“不抱希望”，70.8%的医师也表示“希望终止延命医疗措施”，但相关的“尊严死法案”依然在日本国会遭到搁置。法案被搁置的背后，固然有立法程序本身的复杂性，但资本的阻挠力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构性因素。逻辑并不复杂：一位绝症患者在ICU中多维持一天，就意味着呼吸机、监护仪、药物、护理、床位等一系列收费项目的持续产生。而安乐死一旦合法化，这部分收入将直接归零。对于以营利为导向的医疗机构而言，这不是伦理问题，而是财务报表问题。
宗教团体和医学伦理学者的反对，客观上为医疗资本提供了一层道德掩护。当法国宗教领袖联合发表声明，称安乐死“将人为死亡合法化不是进步，而是伦理、社会和医学上的倒退”时，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在捍卫生命的尊严。当医护人员高举“我们是来救人的，不是来杀人的”标语游行时，他们的职业良知同样值得尊重。现在的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实行了安乐死，大多数国家对于是否接受这种制度存在争议。在英国关于协助死亡法案的辩论中，反对者提出的一个核心理由是：更好的办法是“改善临终关怀的医疗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这当然是对的。但问题在于，改善临终关怀需要巨额投入。对于医疗资本而言，姑息治疗和安宁疗护的利润率远低于ICU的延命治疗。当反对者说“与其让患者死亡，不如改善关怀”时，他们无意中为医疗行业维持现状提供了最体面的借口。
安乐死合法化的真正阻碍，从来不是某个抽象的“道德沦丧”或“滑坡风险”。它是一个由既得利益者精心维护的沉默结构：医院需要ICU的周转率，制药公司需要止痛药和维持生命药物的持续消耗，医疗集团需要将临终关怀纳入可计费的医疗服务体系。当一位绝症患者在剧痛中请求结束生命时，他所面对的不只是医生的职业道德困境，更是一整套以他的痛苦为燃料的经济机器。这台机器不需要公开反对安乐死，它只需要足够多的“道德顾虑”、足够多的“立法审慎”、足够多的“程序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被延长的、毫无质量的临终生命，都是医疗资本账本上的一行正数。而安乐死合法化要挑战的，正是这行数字背后的逻辑。
我认为：一个人活着，就要有活着的质量，活着的尊严。如果没有了生命的质量和尊严，一是无法为社会创造财富，二是无法为自己提供生命的愉悦，那活着的意义何在呢？与其在痛苦中苟活，不如主动拥抱死亡。尤其对于没钱又缺少社会保障的普通家庭而言，得了绝症简直是塌天大祸，要承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想治病没钱，还要承受巨大的生理痛苦，有许多人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选择了自杀。如果安乐死制度合法化，大概这些家庭会说声“谢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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