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人民法院审理一宗旧案时，被告席上的鲍君甫突然提出异议。他说：“我不是反革命分子，陈赓可以证明我过去做过什么。”这句话让办案人员没有急于落笔，因为案件牵涉到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的隐蔽战线，许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身份。
需要说明的是，题目中的“国民党将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军队将领。鲍君甫后来使用过杨登瀛这个名字，曾在国民党系统的情报机构任职，并一度担任重要职务。正是这层公开身份，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被重新审查时，陷入了难以自证的困境。
鲍君甫生于1893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认同孙中山的主张，加入国民党。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他曾跟随张发奎参加反蒋活动，失败被捕。获释之后，他对国民党内部的争斗越来越失望，却一时找不到新的方向。
机缘来自旧识杨剑虹。杨剑虹进入国民党党务系统后，设法把鲍君甫吸收进去。那时的相关机构尚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后来才逐步形成较为固定的情报体系。鲍君甫改名杨登瀛，过去的经历被掩盖，因而能够接触不少内部消息。
1925年前后，鲍君甫曾与陈养山相识。两人再度接触后，陈养山判断他并非只为个人地位，于是将情况向组织反映。周恩来、陈赓等人了解后，并没有简单要求他表态，而是通过持续接触观察其立场。这样的工作，靠的是长期信任，不是一句口号。
1928年，罗亦农被捕后，鲍君甫及时传出相关消息，并指出有人准备出卖组织成员名单。陈赓领导的特科据此采取行动，处理叛变线索，避免更多人员暴露。此后，鲍君甫与组织之间建立了较稳定的联系，刘鼎负责转递他提供的情报。
有意思的是，他的作用并不只是传递几份材料。鲍君甫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逐渐获得信任，能够接触人员调动、搜捕计划和审讯消息。陈赓也会根据需要向他提供经过安排的信息，使他的公开身份得到维持。两边身份完全相反，稍有差错，后果便不堪设想。
1929年，白鑫叛变，杨殷、澎湃等人被捕。鲍君甫曾把有关情况和白鑫的藏身信息转告特科，陈赓随后组织行动。营救被捕人员的计划未能成功，但对白鑫的惩处最终完成。鲍君甫还参与过搜寻其他叛徒、营救被捕同志等工作，具体环节大多隐秘，留下的公开材料并不完整。
1930年，叛徒黄第洪企图以周恩来的行踪作为投靠国民党的条件。由于徐恩增把接洽任务交给鲍君甫，他得以先一步获悉这项阴谋，并通过刘鼎向组织报告。周恩来因此及时转移。鲍君甫后来还传出过关向应等人的险情，这些情报对上海地下工作的转移具有重要价值。
真正的危机出现在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大量机密面临泄露，鲍君甫的身份也随之暴露。同一时期，陈赓因腿伤治疗期间被捕。两人曾被关押在一起，陈赓对他说：“只要人还在，就不能放弃。”这并非豪言，而是狱中坚持下去的实际信念。
审讯中，鲍君甫没有供出组织的重要情况。后来，他的旧上级设法使其出狱，但他与上海党组织已经失去联系。此后多年，他过着普通人的生活，靠摆摊维持生计，早年那段经历几乎无人知晓。
1951年的审判，使这段往事重新浮出水面。法院根据现有材料对他作出重判，鲍君甫只得把自己曾经传递情报、协助营救人员的经过讲出，并再次请求陈赓作证。偏偏陈赓当时正在朝鲜战场，法院的信件没有立即送达。
有关方面没有把这件事搁置，而是设法将信转到朝鲜。陈赓读到来信后，回忆起上海时期的接触，向南京方面说明鲍君甫的身份和功劳。依据这份证明，法院重新核查案情，鲍君甫最终获释。后来，陈赓还曾关照他的生活。
一纸判决的改变，靠的不是偶然宽宥，而是对隐蔽战线材料的重新核对。鲍君甫的经历也说明，革命年代有些人的公开履历与真实立场并不一致，判断他们，不能只凭一张旧档案或一个旧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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