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1月5日，沈阳北站，罗炜彬背着黄帆布包走出站台时，已经在寒风里奔波了三个多小时。信封上写着“六段”，他误看成“六所”，问了几名路人，仍没找到父母住处。那一年，他二十二岁，已经在西北戈壁服役多年，却连回家的路都走得磕磕绊绊。
更让人意外的是，家中没有车辆，也没有警卫来接。罗舜初没有派人寻找儿子，只在听到秘书汇报后说：“一个兵，连家都找不到，怎么保卫阵地？”话很重，却不是一时气话。对这个参加过革命战争、后来担任重要职务的将军来说，军人的本事不能靠家庭背景撑起来。
罗舜初对子女的要求，早在他们年幼时就定下了边界。1954年，年幼的罗炜彬没有长期留在军区机关幼儿园，而是被送到普通托儿所，和工人家庭的孩子一起生活。家里孩子偶尔跟着父亲到郊外挖野菜，罗舜初会讲起长征中的艰苦岁月。那些话并不华丽，意思却很明白：家里的门第，不能代替个人的锻炼。
1970年，十六岁的罗炜彬中学毕业。分配时，他没有以父亲罗舜初的身份登记，材料中只写着母亲胡静的名字。班主任把他当作普通职工子弟，便将他安排到沈阳军区工程处所属筑路队。
筑路队的活，讲究的是力气和耐性。抡大锤，凿石头，推石车，一天下来十多个小时。工资在当时不算低，可身体吃不消也是真事。一次施工中，滚石砸伤了他的脚趾，他请假养伤。没过多久，罗舜初拄着拐杖来到工棚，递给他一本介绍珍宝岛战斗英雄事迹的小册子，只说：“腿不能快走，就给战友烧水，也算干活。”
这句话没有安慰，却把退路堵住了。罗炜彬绑着夹板，重新回到碎石堆旁。对父亲而言，伤病可以照顾，借伤逃避却不能接受。这样的管教，在今天看来近乎严厉，但在当时的军队家庭中，干部子弟能不能下到艰苦岗位，被许多人看作检验家风的一道关口。
1971年春，征兵工作展开。罗炜彬一直想参军，却没有直接向父亲开口。他通过正常程序报名，体检、政审逐项进行，直到去向确定，罗舜初才知道这件事。有人向他说明，儿子将前往西北戈壁的国防科委试验靶场，待遇每月六元。
办公室里短暂沉默。罗舜初只说了两声：“好，好。”听起来平静，实际是在压住情绪。组织上曾考虑把罗炜彬调回内地，照顾身体欠佳的父母，罗舜初却明确表示：“子女属于组织，不是私产。”这不是一句摆姿态的话，而是他对干部身份和家庭关系的界定。
戈壁滩没有熟悉的院墙，也没有父亲能够照应的环境。冬季寒风裹着砂砾，值守、架设靶标、处理试验残骸、守护油库，样样都需要耐心。罗炜彬在那里度过五年，吃军用干粮，住简陋营房，慢慢从筑路工人成为能够独立承担任务的军人。
1976年，罗舜初病重，部队发电报让他返沈。临行前，他还收到家书，信中说老人身体没有大碍，让他安心工作。等第二份电报传来时，内容只剩两个字：速回。罗炜彬赶到沈阳，父亲已经去世三天。他跪在遗体前，反复说了一句：“爸，我到家了。”
这次迟到，成为他一生难以释怀的遗憾。可在罗舜初看来，儿子没有因为父亲身份得到特殊安排，恰恰说明他真正走过了军人的道路。筑路时留下的伤痛，戈壁上的多年坚守，后来都转化成了工作中的沉着和守纪。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防科研设施逐步完善，罗炜彬参与过建材运输线路改造，也在装备试验岗位上承担技术工作。早年抡大锤的经历，让他懂得现场施工的难处；多年戈壁生活，则使他明白，军队工作最怕敷衍。有人问他那段日子苦不苦，他回答得很简单：“苦，但规矩不能丢。”
罗舜初一生少谈家人，更不愿把子女经历写成个人功劳。对他而言，真正的家风不是给孩子铺路，而是让孩子知道，路要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罗炜彬从筑路工棚走进军营，再走到科研试验岗位，留下的并非一条特殊通道，而是一份普通人也能看懂的履历：先吃苦，后担责；先守规矩，再谈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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