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没有票。
经济舱全满，头等舱剩一张，四千八。
以前的我会犹豫。四千八，够买半个月的菜。陈卓扬会说“你疯了吧，坐个飞机花这么多钱”。
我站在柜台前，掏出一张银行卡。
不是家里那张。
是我自己的。
这张卡里的钱，陈卓扬不知道。赵秀芝不知道。他们家二十六口亲戚没有一个知道。
结婚第三年，我开始在下班后接一些翻译的活。起初是帮朋友的外贸公司翻几封邮件，后来活越来越多，从邮件到合同，从合同到技术手册。
到了第五年，我在翻译平台上已经是排名前十的译员。
第六年，一家德国机械公司找我做长期合作译员，年薪十八万，不需要坐班。
陈卓扬只知道我在一家小公司做行政，月薪五千。
他不知道的那张卡里，有六十七万。
“头等舱，刷这张。”
柜台小姑娘接过卡：“好的女士，今天下午三点的航班，可以吗？”
“可以。”
我买完票，在机场咖啡厅坐下来，给我爸发了条消息：“爸，我晚上到。”
三秒钟，他回了一个“好”。
又过了十秒，他又发来一条：“不用赶，路上注意安全。”
我爸从来不会说“你婆家那边不用管吗”。他只说“路上注意安全”。
手机响了，陈卓扬打来的。
我按掉了。
又响，赵秀芝的。
按掉。
第三个电话，一个陌生号码。我接了。
“苏念？我是你大伯母。”
陈卓扬的大伯母，王桂兰。六十八岁，嗓门比赵秀芝大三倍，我们那片儿的名嘴。
“听说你不做年夜饭了？”
“大伯母，这事——”
“你这孩子，怎么越活越不懂事了？卓扬妈辛苦一辈子，就指望过年一家团圆吃顿好的。你手艺那么好，做顿饭能累着你？”
“大伯母，我爸一个人——”
“你爸那边条件也不差，少你一个过年又不少块肉。咱们陈家这边可是二十六口人，都等着呢。你是陈家的媳妇，得有个当媳妇的样子。”
当媳妇的样子。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在我心上已经磨了八年。
“大伯母，我已经买了机票，下午的飞机。”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你说什么？你买机票了？”
“头等舱，三点起飞。”
“头等舱？”她声音一下子尖了，“你一个做行政的，哪来的钱买头等舱？”
“我自己的钱。”
“苏念，你——”
“大伯母，新年快乐。”
我挂了电话。
关机。
登机广播响起的时候，我拎着一个随身包走进廊桥。
没有行李。没有年货。没有那条洗了八年的围裙。
飞机爬升的那一刻，我靠在头等舱的真皮座椅上，窗外的城市越来越小。
陈卓扬家的厨房、赵秀芝的菜单、王桂兰的电话、二十六个人的年夜饭——全都缩成了地面上一个看不见的点。
我闭上眼睛。
三十二岁这年除夕，我终于没有系围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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