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会议正在举行。周恩来宣布一项任命：傅作义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会场里很安静，傅作义却低下了头，眼泪很快夺眶而出。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人事安排。几个月前，他还是华北“剿总”司令，手中握有北平城内的军队；此刻，他却要以新中国政府部长的身份，承担起治理江河、兴修水利的重任。
傅作义起身后，声音一度哽咽。他说，自己在旧社会连一名部长都求而不得，如今却被委以国家重任，实在没有想到。说到激动处，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会场上的掌声和口号随之响起。有人对此不理解，认为许多老同志出生入死，却不如一位旧军队将领受到重用。毛泽东得知后反问：谁能把北平城内的部队调出城外，使这座古都免遭炮火，又让人民少受伤亡？
这句话点出了任命背后的分量。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城内的古建筑、街巷和百姓生活，避免了一场可能十分惨烈的攻城战。傅作义并非没有顾虑，他曾说，自己要冒三种风险：部下可能反对，蒋介石可能追究，解放后也可能被当作战犯处理。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对局势的判断，也是对北平命运的担忧。平津战役期间，人民解放军已完成战略包围，继续抵抗只能把城市推向战火。傅作义选择谈判，并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投诚”，而是在复杂压力下作出的政治决断。
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前往西柏坡会见毛泽东。过去双方在战场上交锋，如今却坐到了一张桌子旁。毛泽东肯定了他的选择，明确表示，保护北平和人民，是一件有益于国家的大事。
有意思的是，信任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绥远问题摆在面前时，毛泽东没有把傅作义留在北平，而是让他参与处理旧部和地方局势。有人担心他一去不返，毛泽东却询问薄一波：“你看傅作义会跑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中央仍决定让傅作义前往绥远。
这份安排并不简单。绥远部队有自己的历史背景和利益关系，若只靠军事压力，容易造成新的冲突。中央采取争取、改编和等待转变相结合的办法，傅作义则利用自身威望，协助董其武等人推动绥远和平解决。1949年9月19日，绥远起义实现，局势由此稳定下来。
水利部长这个职务，也不是临时性的安置。傅作义早年在河套地区主持过水利事务，深知水患对百姓生计的影响。他曾向毛泽东表达过，做水利能够直接为人民办事。毛泽东便鼓励他：“不懂就学，哪有天生的内行？”
上任初期，水利部内部有人认为傅作义不是中共党员，不宜直接批示文件。傅作义没有争执，甚至一度让副部长代为处理。毛泽东察觉后，将情况转告周恩来。周恩来随即明确，水利部的重要文件必须由傅作义审阅，党组会议也要请他参加。
从那以后，傅作义把大量时间放在江河和工地上。1950年淮河发生严重洪灾，他主持研究治淮方案。1951年，他考察淮河上游时，注意到石漫滩一带适合筑坝，随后推动水库建设。石漫滩水库建成后，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淮河流域的重要工程之一。
他到工地，不只问工程进度，也问民工吃住。有一次道路难行，随行人员雇来小毛驴，还让当地年轻女子牵引。傅作义当即制止，认为不能把额外劳累转嫁给百姓。这样的细节，正是他后来能够真正进入水利工作的原因。
1951年至1955年间，他多次考察淮河流域，研究防汛、蓄洪和水库建设。长期奔波使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胃病、心脏病接连发作，但他仍习惯带着馒头干出差，登高前服药。1972年10月，他因身体原因向中央提出辞职。
1974年初，傅作义被诊断出癌症。周恩来当时刚做过手术，仍前往北京医院看望他。傅作义已经难以说话，周恩来俯身转告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病床上的傅作义听后眼角含泪，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场会议上的任命，至此有了更深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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