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武汉局势骤然紧张。国军第19兵团司令张轸带着部队离开武昌，转向金口镇。此时的他并不是单纯撤退，而是在风险极大的情况下，寻找一条让数万官兵免于继续厮杀的出路。
张轸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部队撤至武汉后，受到桂系将领白崇禧的严密牵制。由于他暗中与解放军接触，消息很快传到了白崇禧耳中。白崇禧没有立即动手，而是把张轸叫到武昌楼，拿出顾祝同发来的电报，要求扣押张轸及其部下军官。
场面很险。
张轸明白，自己一旦露出慌乱，便可能当场被控制。他顺势表示，确实联系过解放军，但那是奉白崇禧此前的意思办理。白崇禧听后没有继续追问，反而让他召集师级以上军官到武昌楼开会。
张轸借口电话不便，提出前往兵团办事处。车子离开后，他迅速摆脱监视，直奔金口镇，并调集部队做好应变准备。白崇禧随即派兵进攻，双方发生交火。很快，解放军湖北军区部队向汉阳方向推进，白崇禧担心退路被切断，乘机撤离武汉。
张轸所部约2.5万人起义，使武汉外围防线迅速失去支撑。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解放军第55军军长，后来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副省长等职，1981年在郑州病逝。
张轸的行动，也影响了湖南方面的局势。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手握数万兵力，长沙却处在解放军与国军对峙的关键位置。陈明仁曾在四平与解放军作战，对个人前途和历史评价存在顾虑。
谈判中，毛泽东方面承诺保留其相应的军事地位，并通过唐亮等人持续做工作。1949年8月4日，陈明仁率部在长沙起义。这个决定让许多黄埔系军官看到，放下武器并不等于必然遭到清算，也使白崇禧集团在华中地区的部署受到重创。
起义后，陈明仁担任解放军第21兵团司令。1952年，第21兵团整编为第55军，他继续担任军长。1955年，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1974年4月21日，他在北京病逝。
同一时期，绥远方向的孙兰峰也面临选择。孙兰峰是傅作义的旧部，第11兵团司令。平津战役中，他率部固守张家口，部队遭到歼灭，随后退往绥远。有人劝他率部西撤，但那意味着离开经营多年的地盘，也可能与董其武等旧部彻底分开。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亲自前往绥远劝说。面对这位共事多年的老长官，孙兰峰最终接受现实。绥远地区的和平解决，减少了继续交战造成的伤亡。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87年病逝。
大西南战事接近尾声时，国军内部的抵抗意志已经明显削弱。第3兵团司令朱鼎卿、第7兵团司令裴昌会、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第18兵团司令李振以及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先后选择起义或接受改编。
这几人经历各不相同。朱鼎卿起义后回到湖北工作，1982年去世；裴昌会曾长期在胡宗南系统任职，起义后在重庆工作，1992年病逝；罗广文出身黄埔系，起义后在山东任职，1956年病逝；李振起义后在四川工作，1988年去世。
陈克非也是黄埔系将领，起义后主要在湖北工作。特殊历史环境下，他在1966年受到冲击并去世。对于这些曾经在战场上与解放军交手的将领，起义后的安排并非完全相同，但总体上都经过了审查和组织安排。
第22兵团司令郭汝瑰的情况更为特殊。他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192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凭借陈诚的信任，他逐步接触到重要军事机密，并将许多情报送回组织。
1949年，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试图依靠这支部队阻挡解放军进入四川。郭汝瑰却在宜宾通电起义，使国民党在川南的部署迅速瓦解。由于身份长期保密，他的真实经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公开。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去世，享年90岁。
这9位兵团司令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相同动机：有人是在败局中保存部队，有人顾及旧部安危，也有人早已站在另一条道路上。他们的起义，使解放战争后期多个地区减少了正面冲突，也改变了国民党军队原本准备继续固守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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