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台湾岛上的军政机关忙着接收从大陆撤来的部队。番号很多，兵员却参差不齐：有的保存了骨干，有的只剩架子，还有的经过重组才重新挂上原来的番号。真正能够以野战军建制抵达台湾的部队，大致有16个军，军长们的结局，也由此分出不同走向。
这批部队并非同一时间抵台。东北战场失利后，有人从营口、葫芦岛乘船南下；华东战场结束后，又有人经福建、广东转赴海南，再渡海进入台湾。到1950年前后，抵达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约数十万人，但其中包括地方武装、机关部队和临时收容人员，野战军只是其中一部分。
蒋介石曾对部属说：“番号可以保留，部队必须重新整理。”这句话很现实。军长到了台湾，并不意味着原有部队完整保存，许多人随后被调任、降职，甚至退出军界。
第4军军长薛仲述，是薛岳的弟弟。薛岳主持海南防务时，重新整编第4军，薛仲述又担任军长。海南失守后，第4军在台湾缩编为独立第4师，他仍任师长，后来转任第5军军长及军事教育职务。薛家四兄弟均属高寿，薛仲述于1997年去世，享年91岁。
第5军军长沈向奎，曾任锦州守军将领，辽沈战役后由海路撤出。1949年，第5军番号几经调整，沈向奎重新出任军长，并在金门战事前后担任重要职务。军队整编后，他逐渐失去核心位置，1961年退役，后来担任台湾电力部门顾问，1972年病逝于台北。
第18军军长高魁元，是台湾时期升迁最显著的一人。他曾与林彪同在黄埔军校学习，淮海战役后负责第18军，继而参与金门防务。此后，他先后担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并于1973年出任台湾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人。1987年退役后仍受聘担任咨询职务，2012年病逝，享年105岁。
第19军军长刘云瀚，曾在天津战役中被俘，后获释放，转赴华东任职。1949年重建第19军时，他被任命为军长，进入台湾后担任工兵系统职务和军事学校校长，1961年退役，1981年病逝。
第23军军长刘仲荻长期从事军校和部队训练。1949年接手第23军时，部队缺员少械，他通过整顿地方武装勉强补足编制，随后率部经广东、海南撤往台湾。1954年退役，1960年在台北去世。
第32军军长李玉堂，抗战时期曾守长沙、参加对日作战，1948年在兖州被俘后脱身。海南防务期间，他曾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但海南战事突然爆发，计划未能实行。抵台后身份暴露，1951年2月5日，李玉堂与妻子陈伯兰在台北被处决。1983年，李玉堂被追认在相关历史评价中为革命烈士。
第50军的番号抵台后经历变化，实际率部保存骨干的是胡翼烜，而非后来名义上的胡家骥。胡家骥抗战时以勇猛著称，曾任第88师师长，东北失守后出任第50军军长，却因军内派系矛盾难以展开工作，后来离开台湾，1996年在香港去世。胡翼烜则继续在台湾军界任职，1997年病逝。
第52军军长刘玉章，两次率部脱离险境。辽沈战役后，他从营口撤走；上海战事中，又率部转往海上。到台湾后，他先后担任防务区司令、金门防卫司令等职，1981年病逝。第54军军长阙汉骞参加过多次抗日战事，赴台后担任防务区司令，1972年去世。
第62军军长李铁军曾任较高层级指挥官，1947年在豫西作战失利后被撤职，蒋介石下野后重新启用。海南失守后，他赴台任职，晚年移居美国，2002年去世，终年101岁。第63军军长莫福如撤离海南时部队大量散失，抵台后只能改任师级职务，1969年在美国病逝。
第64军军长容有略参加过衡阳保卫战，后来负责海南方向作战，撤台后还曾被派往港澳地区从事军事活动，1961年任台湾交通部门顾问，1982年去世。第67军军长刘廉一参加过金门防务，后任台湾防务部门参谋职务，赴美国定居，1975年病逝。第75军军长吴仲直抵台后长期担任军事顾问，2002年在台北去世。
第87军军长段沄的结局最为特殊。该军先后经历东北、华北、上海等战事，撤台时建制相对完整。段沄1952年被捕，1954年2月3日与段复、谢小球、段徽楷一同被处决。后来披露的材料显示，几人曾参与秘密联络并掌握重要军事情报，始终没有吐露相关情况。2008年，四人的骨灰被接回湖南衡阳，安葬于当地烈士陵园。
第96军军长于兆龙率部参加淮海、渡江和福州等战事，抵台后担任澎湖防务职务，1954年退役，1963年病逝。十六名军长之中，有人进入台湾军界核心，有人被边缘化，有人死于政治清洗，也有人客死海外。相同的番号，落到不同的人生手里，结局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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