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地点在北京，病中的韦杰提笔写下关于180师失利的回顾材料。肺病使他咳喘不断，可这位老将最放不下的，仍是35年前那场战斗。他没有替自己推卸责任，却反复强调：把180师简单说成“未经激烈战斗”“全师被歼”，对牺牲和幸存的官兵都不公平。
韦杰是广西壮族人，少年时期便参加革命，经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后，他曾率部在川北剿匪，后来调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军长。1951年3月，他从四川出发，随部队进入朝鲜，归属第三兵团作战。
第五次战役于1951年4月22日打响。志愿军连续推进后，部队补给、协同和伤员转运逐渐承受压力。5月22日，志愿军司令部命令各部有计划后撤，留下部分兵力阻击敌人，为主力转移争取时间。
此时的180师并不是一支毫无战斗力的部队。连续作战后，官兵已经多日缺粮，只能寻找野菜、野果充饥，有人因误食中毒。可接到阻击任务后，他们仍在5月22日至24日对美军第七师、第二十四师以及南朝鲜军第六师实施抗击，迟滞了敌军推进。
这一段战斗，意义并不只在于歼敌多少。敌军机械化部队依托道路快速推进，如果没有180师顶住压力，第三兵团和第九兵团的转移会更加困难，兵团机关也可能暴露在危险之中。战场上的掩护任务，往往看似被动，却直接关系到大部队能否脱身。
5月25日，180师渡过北汉江后，被敌军部队隔在江北，与60军军部失去联系。电台联系中断，粮弹日益减少，友邻部队的接应也没有达到预期。此后，部队处在三面受敌的困境中，只能边打边寻找突围机会。
26日至27日，180师在鹰峰一带继续作战。弹药接近耗尽，官兵又饥又乏，仍对敌军形成牵制。遗憾的是，师部与上级失去稳定联系后，命令传递、兵力集中和突围方向都出现问题，部队逐渐分散，损失由此急剧扩大。
根据后来较为可靠的统计，180师入朝时约有1.1万人，第五次战役后包括后勤警戒人员、留守人员在内，尚余4000多人。损失确实十分惨重，约7000人伤亡、被俘或失散，但这与“全师被歼”并不是一回事。
战后总结中，韦杰作为军长承担了主要责任。彭德怀曾严厉批评他，认为180师本有机会利用夜暗突围，不能轻易把部队归结为“被包围”。韦杰随后被撤职，1952年9月回国，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来担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问题并不只在某一名指挥员身上。韦杰晚年分析，部队存在轻敌麻痹、兵力分散、预备队不足、阵地选择不当、协同失调、通信中断和后勤困难等多重原因。180师领导干部在险境中的慌乱，确实加重了后果，但不能因此抹去广大官兵的战斗表现。
毛泽东后来评价第五次战役“打早了，打远了，口张大了”。战役提前于4月22日展开，许多准备工作并不充分；第三兵团入朝较晚，对朝鲜战场和敌军特点缺乏足够了解。战役规模拉得过大，后撤阶段又遭遇敌军机械化追击，多个环节叠加，最终形成了180师的困局。
1986年，韦杰在病中完成回顾材料，明确写道，失败的教训有时比成功的经验更有价值。1987年2月3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180师的伤亡不能被轻描淡写，指挥上的失误也必须认真追究；但把一场复杂战局中的责任，全部压在普通官兵身上，确实不是严肃的历史态度。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