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秋时节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花香四溢，树影斑驳。陈其泰教授坐在书桌前，案头堆放着《史记》《汉书》等史籍。这位耄耋之年的学者，深耕历史学研究60余载，出版《中国史学史·近代卷》《陈其泰史学萃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等厚重成果，以“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的独到范式，在中国史学史、清代学术史、历史编纂学等领域颇有建树，近年来依然笔耕不辍。
治学上下求索
陈其泰的治史之路，要从1957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说起。彼时中大历史系名家云集，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等先生或亲授课程，或以著作沾溉后学。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的刘节教授。“我听了刘节开设的‘历史文选’课程，后来又听他给研究生讲授《左传》。刘节重视历史哲学发展的治学路向，这让我始终关注史学背后的思想体系，而非停留于书目解题式的格局。”陈其泰回忆。
1963年毕业后，陈其泰被分配到河南，在高中语文教师岗位工作了15年。这段基层经历，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另一番基础。1978年，全国研究生招考恢复，39岁的陈其泰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白寿彝，重回学术研究轨道。白寿彝认为，史学史研究应当“把史学发展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相中去考察”。这种把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的理念，以及把史学演进置于时代变迁中加以动态考察的方法，对陈其泰影响深远。
在陈其泰治史60余载生涯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意识：中国史学何以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它的独特价值在哪里？它对于今天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有何启示？带着这一追问，他的研究形成了以“两头”为重点的格局——一头是先秦两汉，一头是清代近代。他主持的五卷本《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以“编纂思想”为核心范畴，从史家著史的立意、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体裁体例的运用、与社会环境的关联四个维度，深入揭示史学名著成功的真谛。
“中国史学是一个有内在生命力的文化系统。”陈其泰说，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史学始终在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的问题。发掘这种文化基因，讲清楚中国史学的独特价值，正是他数十年治学的主线与归宿。
师者春风化雨
从教数十年，陈其泰培养了大批优秀史学人才。他的育人理念深受白寿彝言传身教的影响，最看重学生三个方面：肯下笨功夫、培养纵横交织的学术视野、要有学术勇气。
“采铜于山”是顾炎武的名言，陈其泰常以此告诫学生：做学问要像采矿一样到原典中去发掘真材料，而非拿现成的东西改头换面。章学诚那句“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如雨珠落大海矣”，他一直铭记在心，并以此提醒学生：灵感稍纵即逝，火花来了不抓住，便会永远消失。
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永祥2009年跟随陈其泰攻读博士学位。十余年师生情谊中，最令他难忘的，是陈其泰教他如何做选题。“我对近代经史关系很感兴趣，想在这个大方向上做博士论文。陈先生没有直接说可以或不可以，而是反问我：你准备从哪里切入？聚焦哪个人物、哪部著作？随后点拨我八个字——大处着眼，小处着笔。”这八个字让刘永祥受益匪浅。
另一件让刘永祥终生难忘的事，是陈其泰批改论文的认真程度。“陈先生批改学生文稿，从不只提几条原则性意见，而是逐字逐句地过——史料引用是否准确，论证是否严密，逻辑是否连贯，文字是否简洁，甚至标点符号都一一修改。我读博士的时候，陈先生已年过七旬，视力不太好，但他批改过的文稿每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红笔批注。有时候一页纸上，批注比我写的字还多，这需要怎样的认真与耐心啊！”刘永祥感慨。
在刘永祥眼中，陈其泰最突出的品质是三个词：认真、纯粹、提携后进。其认真，是对学术的极致敬畏——五卷本《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由师生共同撰写，往往是学生稿子还没交齐，陈其泰自己负责的部分已率先完成；其纯粹，是对学问的赤子之心——做清代公羊学时这个领域还冷冷清清，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体系时需要从零开始搭建学科，他选择课题从不因其“热”，而因其有价值；其提携后进，是对学生的无私关爱——学生毕业后仍绵延一生的牵挂，每次见面总要问“最近在读什么书？在做什么课题？有什么新想法？”
文脉薪火相传
深耕史学一甲子，在陈其泰看来，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大精华至今仍有重要意义：一是通古今之变的贯通眼光，将历史视为前后相承的整体，探寻发展规律；二是以史为鉴的经世精神，史学始终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承担察往彰来的使命；三是实事求是的求真品格，从乾嘉考证的无征不信到唯物史观的严谨求实，求真精神贯穿中国史学始终；四是历史编纂学的创造活力，从编年、纪传到典制、纪事本末，传统史书体裁不断自我革新，彰显着中华文化的创造力。“这些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而是活着的精神资源。”陈其泰说。
在陈其泰看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给历史学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而他研究“传统思想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就是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资料、辩证发展的观点、反抗压迫的精神、大同的理想追求，这些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思维结构的深层是相契合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异质文化的强行嫁接，而是同质思想的深度激活。
“我们正处在学术文化发展的黄金期，社会稳定、读书条件优越、信息获取便利，这是几代先辈梦寐以求的环境，要做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成绩来。”陈其泰对青年史学工作者寄予厚望。
陈其泰提醒青年学者，守正不是保守，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创新；创新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要敢于选择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学术史上那些真正站得住脚的成果，往往不是追风追出来的，而是在冷板凳上坐出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班晓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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