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推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这件事上，要面对的不只是国共之间的谈判博弈，内部部队的思想整合同样是一道绕不开的难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达成合作协议，陕北的红军主力要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对日作战。红二方面军为主的部队，加上陕北的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等地方武装，合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贺龙担任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关向应出任政训处主任，全师一万四千多人，下辖358旅、359旅两个主力旅。
最开始中央军委拟定的任命，358旅旅长是卢冬生，卢冬生是红二方面军的老战将，很早就跟着贺龙闹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在红二军团里面威望很高，很多红二方面军的老战士都认可他。但是那个时候卢冬生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安排前往苏联学习疗养，没有办法回国到岗位履职，中央军委只能重新挑选接替的人选，最终确定张宗逊出任358旅旅长，李井泉担任副旅长。359旅旅长任命陈伯钧，王震做副旅长。张宗逊、陈伯钧二人都出身红一方面军，并不是红二方面军的原有干部。
任命正式下达到一二〇师各个团营之后，部队内部很快就泛起了议论。很多老红军战士，从湘鄂西根据地开始就跟着红二军团打仗，历经湘鄂川黔斗争，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生死与共。在这些人的认知里，358旅的根基就是红二军团，这支部队理应由二方面军一路打出来的将领来指挥。大家并不是全盘否定张宗逊和陈伯钧的能力，只是长期并肩作战，彼此知根知底，突然调来别的方面军的干部做旅长，心理上很难接受。不少基层干部私下交流的时候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一部分人找到师长贺龙、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反映情况，希望中央能够调整任命，启用红二方面军内部的老同志来执掌两个旅的指挥权。
贺龙听完部下的诉求，心里很理解这些老部下的情绪。这些人跟着他出生入死十余年，流过血负过伤，对部队有着很深的感情。但是贺龙清楚，八路军所有旅一级的干部，全部都是延安中央军委研究敲定，不是师一级可以随意改动。贺龙没有顺着部下的情绪向上请愿，只是耐心给前来反映意见的干部做解释，告诉大家改编之后，我们是全国抗战军队的一部分，干部任用要服从中央的全局考量，不能只看原来属于哪一支红军。可思想上的疙瘩不是几句话就能够解开，不少老红军依旧想不通，相关的情况，一层一层汇报，最终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军委。
延安这边，毛泽东、朱德等人接到一二〇师上报的情况，对部队出现的思想波动并不意外。红军经过十年土地革命，一、二、四方面军，还有陕北各路红军，各自都有长期的作战历史，各个部队内部，都形成很深厚的战友情谊，改编整合，一定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如果单纯照顾旧有的人情，全部任用红二方面军本土的高级指挥员，短期之内部队情绪会平复，但是长期来看，很容易滋生山头主义，不利于全军的团结统一。当时抗战局势已经十分紧迫，八路军马上就要东渡黄河进入敌后，要独立开辟抗日根据地，要跟装备占优的日军周旋，旅级指挥员，不光要会带兵打仗，还要懂统一战线，懂得开展群众工作，政治素养、大局观念都必须过关。
张宗逊是黄埔五期学员，参加过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经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长征途中还在红四方面军担任过军参谋长，接触过不同部队的官兵，军政经验十分全面。陈伯钧参加过秋收起义，上过井冈山，历经多次恶仗，读过红军大学，既有实战经验，也受过系统军事教育，适合带领大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央军委经过反复权衡，才敲定这两份任命，出发点是整个八路军抗战大局，而不是刻意去调整某一支部队的人事。
面对部队出现的反对声音，毛泽东认为一二〇师旅长的任命，是中央军委集体反复斟酌之后定下的决定，不能迁就部分干部的情绪就轻易调整，既定命令必须执行。同时中央也指示贺龙、关向应，不能简单依靠强制压服，要抓紧开展思想教育，把为什么这样任用干部的道理讲给全体指战员听，让大家明白，现在已经不是内战时期，所有红军部队，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不分哪个方面军，一切都要服务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个大目标。
接到延安的指示，一二〇师师部立刻在各个部队开展动员教育。贺龙、关向应分别下到各个团，找干部战士谈话，解释中央的人事安排。不少老红军一开始心里憋着一股劲，经过反复的思想引导，慢慢开始理解中央的用意。1937年9月，一二〇师主力八千多人，从陕西富平出发，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张宗逊带领358旅，陈伯钧带领359旅，正式走上华北敌后战场。
实战很快检验了军委的用人判断。张宗逊率领358旅在晋西北跟日军反复周旋，参与雁门关一带的作战，破坏日军交通补给线，配合正面战场，之后参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陈伯钧在改编不久之后就调离359旅，王震接任旅长，带领这支部队，一部分留守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后方，主力奔赴华北敌后作战。这支部队在敌后不断发展，打出很多经典战斗，后续又开展南泥湾大生产，成为全军赫赫有名的主力。
原本很多心存意见的红二方面军干部，在并肩作战的过程当中，看到两位旅长指挥作战的能力，看待问题的大局观，隔阂一点点消除。上下级之间相互磨合，来自不同方面军的指战员，在抗日战场上生死相依，真正融合成为一支整体。一二〇师刚改编的时候只有一万四千余人，经过几年敌后抗战，发动群众、扩充武装，到抗战胜利的时候，晋绥根据地的部队已经发展到八万多人，成为华北敌后不可缺少的抗日力量。
而原定的358旅旅长卢冬生，一直滞留苏联学习，1945年跟着苏军回到东北，同年12月，在哈尔滨不幸牺牲，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一二〇师的战斗序列当中。回看1937年的这次人事风波，放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老红军们的情绪来源于多年同生共死的战友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抗日战争是关乎民族存亡的斗争，军队内部的团结统一，是能够打赢战争的基础，中央军委坚持既定任命，破除本位思想，也是为了这支军队能够承担起民族救亡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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