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风采 | 王思斌：丹心铸五秩，长怀治学心|中国社会工作|北大|王思斌|研究生|社会学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26年6月20日文章。

王思斌，1949年生，河北泊头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师从雷洁琼，是我国社会工作学科重建与本土化发展的核心奠基人，推动开设首个社工本科专业，提出嵌入性发展、服务型治理等理论，主编多部核心教材，深耕社会工作、农村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领域。

今年恰逢王思斌老师光荣在党五十年，作为党员与学者的双重典范，他始终紧跟党的步伐，坚守初心使命；深耕学术沃土，践行责任担当。5月15日下午，社会学系9名学子在理科五号楼221室拜访王老师。落座后，同学们依次作简短自我介绍后，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温度的访谈便正式开启。

小组成员与王思斌老师访谈照片

一、成长经历与入党初心

——岁月留痕・初心不改

问: 老师好！能否向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成长经历？

答：2014年入学的学生是我带的最后一届，所以大家可能对我不太熟悉。我是1949年出生的，那个时候大多数孩子都是八九岁入学，我是六岁多就上学了，相对来说上学比较早。我是1967届高中生，毕业之后，我就回乡务农；之后被选为民办教师；再到“国家招工”，成为一名在编正式教师。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北大在我们当地只有哲学专业招生，北大哲学也是全国最好的。我就报这一个志愿，我也说，除了北大哲学系我哪里也不去。那时我已经有了5年工龄，有稳定的收入。我当时的想法是，若是没考上，就继续在中学教书。机缘巧合之下，我顺利入学并留校任教，扎根北大至今。

问: 老师，今年恰逢您入党50周年，您可以给我们讲讲当年入党的具体契机吗？

答：我们家有着浓厚的红色家风，我父亲是村里第一个党员，1944年入党，在村里当过很多年支部书记，把村里发展得特别好；我哥哥是空降兵，也是党员。当时我们那里有个默认的规定：如果家里有两个男孩子，要有一个去当兵。19岁那年，国家征召坦克兵，我原本已经报名、对接了去招兵的人员，准备参军。但后续村集体和家里考虑到我哥哥已经从军服役，便劝我不去了，我也因此留在了家乡。

1976年4月，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彼时我在家乡的中学任教，当时各地大力鼓励青年教师向党组织靠拢，学校教导主任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这段往事历历在目。那个年代选出来的入党的人都是很革命的人，没有任何功利想法，初心特别朴素，都踏实肯干，这五十年一路走来，我始终坚守这份初心，应该说是没给党丢人，没辜负组织的信任。

问: 老师刚刚有提到长期扎根基层教书，请问您的基层执教生涯是如何开启的？在多年教学育人过程中，您对学生有怎样的标准与要求呢？

答：当年国家大力推进乡村基础教育建设，每一个乡镇都要有小学初中，每个村都有小学。村里师资力量不够，只能召之前毕业的高中生当老师，上高中时，我是成绩排在前面的学生，自然就招到我了。全县里招七八十个老师，分配到各个中学教书。先进行3个月的培训，培训期后，我就回到我之前读书的学校教学。最开始我是去教初中班，跟小孩子们也合得来；后来就到高中班，教过数学、语文，讲过政治；之后学校看重我，将我提拔为学校的团委书记。

至于对学生的要求，我觉得我对学生比较严格。当中学教师的时候，每天早上8点上课，我提前到校门口值守，也会严肃批评上课不认真、学业敷衍的同学；到了北大当老师，也经常问学生论文写完了吗？上课为什么不积极？我一直觉得，不管是基层教书，还是后来到北大，规矩和责任是底线。当然学生最开始可能很难适应这份严格，但只有从严要求，才能督促学生踏实求学，营造优良的教学风气。

二、北大深耕与学科开拓

——燕园逐光・学术立命

问: 从乡土走入燕园求学，初到北大的生活经历带给您哪些感触？您的研究又为何始终聚焦农村问题？

答：到了北大，我就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我自小在农村长大，班里农村来的很少，每个假期我都要回家种地。有次我在路上拾粪，还被高中同学看见了，他开玩笑说：“思斌，你还干这活。”

我对农村是有感情的，我到北京已经四五十年了，始终觉得自己是农村人。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有农村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工作。我在农村待了三四十年，对农村特别熟悉，有些地区语言可能不通，但是有些事我一看就明白。当然，这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可能眼界不怎么宽，对城里的、现代化的事情不怎么懂。但是我知道农民怎么样、农村怎么样。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农村养老问题，城里人养老不用愁，因为他们有退休金，能养活自己；但是农村的老年人，像我这一代的人，没有退休金，孩子都出去打工了，生活没有依靠。我一直在想这些问题怎么办，我就写文章，呼吁农村老年人问题应该得到重视。我多次在北大学报上写关于农村的文章，呼吁关注农村问题。因为现代化到这一步了，农村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问: 国内社会学恢复重建的时候，北大是怎么起步的？

答：咱们国家1979年恢复社会学，这个我们还得念着邓小平同志的好处，他在1979年3月有一个很重要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里面就提到了“社会学要补课”。但是社会学的教授，比如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都七八十岁了，没有年轻教师。师资力量不够，就从重点大学的文科生里挑学生学习社会学，我们学校去了五个人到南开大学师资班学习。1980年北大建立社会学专业，暂设于国际政治系下。1982年正式成立独立的社会学系，袁方先生是我们第一任系主任。

问: 那之后为什么要创办社会工作专业？这个专业从无到有经历了哪些过程？

答：一开始大家都不了解社会工作这个专业，只有我的导师雷洁琼先生懂。她从美国回来后，在燕京大学讲过社会工作相关课程。当时重建社会学的开创团队也曾犹豫要不要创办这个专业，后面还是决定要办。雷先生和袁方主任很支持建立社会工作专业。当时，美国社会保障社会工作界能够开三千人的大会，中国不懂这个东西，可不行。

我当时也根本不懂这个专业，后来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争取到经费，建成了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慢慢地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就变成北大很重要的专业。北大的社会工作在我国有很高地位，全国的两个中心都在北大、我们社会学系——一个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我从1999年开始，担任了十几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会长；另一个是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我是第一届副主任委员。社会工作学科就这样发展起来。

学术，我属于双脚跨，社会学的东西我在写，社会工作的东西我也写。我每个月都在《中国社会工作》杂志上写一篇专栏文章，上面有什么新的政策规定，我就先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把这些东西写清楚、写下一步该怎么走。这也鼓励了大家。有人看了我写的东西选社会工作这个专业，也有人考上了高级社会工作师。

问: 可否请您分享一些您在北大的经历、故事？

答：我们系有个传统，是我那时候定的：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必须是教授或最强的老师上。有些学校第一节课教授讲，教授露个面就搞科研、开会去了，后续课程就交给年轻老师。我们系不这样，教授们都必须上最重要的课，现在系里老师们都在抢最重要的课上。有的学校为了锻炼年轻老师，让他们也讲大课。但咱们系里，当时我们达成共识，不能这么干。我觉得有名的教授露个面就不见了，那对不起学生。咱们学生、老师都不错，系里气氛也不错。

那个时候有人说咱们系老师是“黄金一代”。十来个中青年老师想法一致，也很团结，写文章、搞课题，真是很少见的，十来个人都很能干。 1994年，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发了一篇文章，叫《改革开放十五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那篇文章很经典，讲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中国发生的变化。我们集体讨论，每人写一部分，文章大概不到两万字，现在仍然有它的价值。我们六七个人熬了半年写出来的，大家一起讨论，真的是花了力气，学界也认同是高质量的文章。

问: 在系里任教，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学生第一，学生是第一位的，别的都不用说。我也是个党员，学生的事尽量去做，作为老师要对学生负责。

另外，学术我也没撂下。我在社会工作领域花了很长时间，这确实是从无到有。后来全国的教材、社会工作的专业刊物（《中国社会工作研究》）都是我主持在做。《中国社会工作研究》，我是主编，负责了十几年了。每一篇文章都是我看过的，我提出意见，改一次、三次，在投稿人修改稿子上花很多力气。

问: 退休之后，您感觉如何？

答：谁说我退休了？（笑）。我一直没觉得自己退休，就只是不讲课了、不带研究生了。现在有些老师觉得课拿不准，让我讲两节课，我也很愿意，甚至社会学的课我也能去讲。我不认为我退休了，所以我经常在系里。我不是来系里晃一下，而是觉得我还在这个地方，没离开过；我也不想在家里待着，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到学校就会和老师、同学们生疏了。我没有别的嗜好，打牌之类都不懂。我觉得功夫就该用在写东西、看东西上。我天天泡在看书、写东西、给别人改论文、开会这些事情里。我没有离开，这是最好的感觉。

我这辈子就两个学校。年轻时在中学，1978年起到北大，我觉得没待够。学校好、系也好，我接着当一个不讲课的老师、一个学术老师。费先生、雷先生到晚年时都说：说来说去，我们是个老师。他们不把自己看成是副委员长，而是老师。费先生写那么多东西，也是老师；雷先生活了106岁，一直关心农村孩子上学怎么样了。有了这种情怀，就不会有那么多失落，能写多少写多少。在社会工作领域，我感觉我还是走在前面的人，我知道上面在说什么政策，教育部在讲什么，学科结合、实习基地我都有研究。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后，我去讲了课，尽自己的一点儿力。

三、学术理念与乡土情怀

——扎根大地・知行合一

问: 您一直倡导“社会工作本土化”，并且近年来的许多研究都聚焦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作为老党员，您是如何将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与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让学术研究回应时代需求的？

答：社会工作部刚成立时，有人问我“这对社会工作这一行有什么影响”？我说中央成立社工部，对社会工作是大好事，是发展契机。我们可以跟主管部门沟通，谈我们的想法。这对社会工作教育来说是好事，对整个社会工作事业也是好事，因为它关系民生，关系弱势群体。从前的社会工作，主要是社会救助，五保户、低保那些；现在平台经济、打工的、留守的，社会工作部门都纳入服务管理范围了。

还有人说，社会工作是来自西方的知识，但是我没有生搬硬套过来，我一开始就讲本土化了。比如留守儿童国外没有，但对于中国，我们就必须说。我有很多东西都是根据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一些问题来说的。我站在社会学角度，知道宏观结构、制度怎么回事；同时站在困难群体服务的角度，想办法在制度结构和具体服务之间找到互通的东西。我写的文章没有跟中国无关的，最后一定是写困难群体怎么办、弱势群体怎么办、政府政策怎么办。光说跟中国没关系的外国东西，辜负了学者这个名称。

大的东西你得看明白，但我也要把问题说出来，用委婉的建议，比如“在这个时候可能应该注意什么”。我是很爱农村的，也不满那些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地方。上面政策好，到底下又是另一个样子。这是我们思考的地方，这也算一种情怀，也是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就是落地。你光说家庭怎么回事、婚姻问题怎么办、农村老年人怎么办，得有办法、有说道。所以我们到农村实习基地，不是去只做评估，而是说那个地方的农民该怎么办？能出个什么主意吗？每次去农村我都希望能跟地方说句话，我们应该把老百姓的辛苦和国家的政策融在一起。

问: 社工在个案工作中失败是常有的事，这可能会消磨大家的热情，怎样才能让这份爱持续下去呢？

答：这是我们职业化和专业化没做好的问题。做社会工作，心理上你叫挣扎也好，陶冶也好，每一次都会刺激你的灵魂，自己尽力，能做多少做多少呗。如果你不是学生，而是做这个工作的人了。工作里面有它的规矩和要求，也有其他的方面来帮助你。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这个案情我盯不下去了，我们要会连接资源，和团队一起解决问题，不要单打独斗。我既能深入下去，也能退一步，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不能强人所难。有时候面对的是国家都在处理的难题，你个人又怎么能包得住呢？还是要看得开。

四、治学心得与青年寄语

——知行相伴・薪火相传

问: 您觉得社会学的学生如何从社会中学习呢？

答：我经常跟很多学校的老师说，甚至跟各地的研究生们讲：真正的文章，从来都不在书本里，而在于你的社会阅历。你如果没有这个社会阅历，那你去看社会，就是外行看热闹；只有真正进去了，你才是内行看门道。大家到同一个农村，如果生活阅历深浅不同，看到的东西和想到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让我想起之前给系里的研究生上《组织社会学》的课，一开课，我就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很庆贺你们啊，历经千军万马考上了北大。但我问你们，考上北大之后，都是哪些人来给你们聚会、庆祝的呀？”当时班上的同学七嘴八舌地回答，有的说是我二姨，有的说是家里的亲戚。我接着问：“那有没有什么‘组织’来给你们做庆祝的？”我为什么要问这个呢？因为在中国社会里，如果你的父母在某个地方是个正式单位里的人，单位其实就是一个很基层的组织。单位的人一听你们家姑娘小伙考上北大了，就会说：“哎呀，你们家姑娘真不错啊！咱们一块儿聚个会，庆祝一下，大家也跟着沾沾光，沾沾喜气。”这就跟村子里一样，谁得了奖学金，全村人都跟着高兴，因为这就是基层老百姓真实的生活经历。你有了那种生活经历，你才能真正看懂现在的社会，才能明白现在的单位是怎么运作的。

但那次课同学们的回答，让我挺失望的。很多人跟我说，他们跟父母的单位、跟周围的社会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从一上高中开始，就被学校和家里给“圈起来”了，每天的生活除了做题就是上课。他们跟外面的社会压根儿就没有过任何真正的接触。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也这样？如果根本不接触社会，只知道家里那点事，只知道学校里和同学、老师之间上课的那点动静，这在社会学里是绝对不行的。学校里的生活跟我们天天讨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社会，那是两码事。学校里多单纯啊，就是学生和老师、同学关系。可你到了真正的社会上，生活绝对不是一二三那么简单，还有太多太多你根本不知道、书本上也从来没写过的东西。所以说，读社会学其实是非常让人受益的，因为社会学要求你必须知道现实生活中，人们到底是怎么活着的。

所以啊，我觉得咱们得走出一个单纯的“读书人”的狭隘圈子，要把读书和我们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对人世百态的关系真正结合起来，互相促进。比如现在国家的政策下来了，关于平台经济、关于在城里打工的骑手、流动人口，他们遇到了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们不能只在办公室里看数据，我们应该去了解了解他们每天在做什么事，跟他们有些实在的接触。在我们社会工作这个行当里，我们做过很多具体的事。比如去给这帮打工者的孩子做课外辅导，因为他们的父母每天早出晚归，根本顾不上管孩子，那我们就去帮帮忙，给孩子们辅导辅导功课，看看他们家里有什么实际困难。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进行最直接的社会观察。

观察完之后，你心里就会有个底：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层次，那我自己在哪里？我对这个社会到底怎么看？当你有了这种切身的感受，你再看问题的时候就会从容得多，绝对不会死板地把书本上的理论硬套到现实中来。

问: 现在的大学生面临着不少学业压力，有时也会陷入大家常说的“内卷”焦虑中。作为师长和老党员，您对我们现在的青年学生有什么嘱托和期许？

答：“内卷”的概念我写进教程（《社会学教程》）里边了。“内卷”这个概念，最早源于人类学讲的印尼农业。后来，我把这个东西借用过来，放到了咱们社会学和社工的讨论里。那“内卷”本来是什么意思呢？它原本指的是一种精细化的发展。但是你看现在的精细化，简直快变成没完没了的细碎雕琢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划分得特别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大格局有时候反而被这些琐碎的东西给变小了，变小之后，学科怎么向外发展呢？这就很难说了。最早大家讲“文化内卷”，就是说某个文化或者学派没办法开放了，不可能向外发展了。结果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颗圆白菜，一层一层往里卷。它不像我们北方的白菜，北方大白菜是搂着、伸展着长的，而圆白菜就是死死地往内卷。所以啊，现在咱们借用这个概念，大家伙儿就都跟着喊内卷了。

但话又说回来，按咱们现在的大方向来说，年轻人哪能天天这么盲目地真卷啊？你卷来卷去，最后卷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你把自己卷得精疲力竭，哪天身体垮了，才知道自己吃了大亏。你看现在的孩子，从三年级开始就开始拼各种能力，天天体育课好几节，就是想办法把这股劲儿给分散开，不让孩子们死读书。

我一直强调，大学生还是要“以学为主”。当然了，我说的以学为主，不是让你们关起门来死读书、读死书。社会上的事情，我们也都要去参与，参与了才能知道这个社会到底在发生着什么、大家都在做什么事。你们现在这个年龄，比起我们当年，知道的事情多得多，眼光也宽一点，这绝对是好事。但是面对社会大事，面对大趋势和眼前的生活困境，就像社会学家米尔斯说的那样，要把“个人困扰”和“公共问题”结合起来看，能往前多看一步，你的人生就不会出大问题。

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要跟着现实问题去摸索、去寻找合适的工具，绝对不能死死地跟着某一个理论跑。你们现在还在读大学，人生的东西远远没有定型。既然还没定型，那就要从多个角度去多学点东西、多想点问题，一定不能把自己死死地陷在一个胡同里出不来。认死理儿、一条道走到黑，这种心态在现实生活中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年轻人，别天天自己吓唬自己，也别在校园里把自己给读呆了。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多去接触一下真实的生活，心里有个谱，踏踏实实地学、稳稳当当地走，比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