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二年（207年），邺城，曹操为病逝的郭嘉上表追念，写下“每有大议，临敌制变”的评价。此时郭嘉已经离世，距离濮阳之战过去了十三年。曹操没有把他比作张良，也没有称其为当世奇才，却明确说他“谋功为高”。这几句话，恰好提供了观察郭嘉的入口：他确有才干，但绝不是可以包办曹营一切谋略的神人。
濮阳之战发生在兴平元年，也就是194年。曹操与吕布争夺兖州，双方兵力、士气和地形都处在剧烈变化之中。那时的吕布并非后来困守下邳的败军之将，麾下还有张辽、高顺、臧霸等悍将，陈宫也在出谋划策。
曹操在战场上吃亏，并不奇怪。
《三国志》对这场战事记载较为简略，但裴松之所引《献帝春秋》等材料，留下了曹操被火攻、战马受惊、手臂烧伤，甚至险些被吕布擒获的细节。后世小说进一步铺陈，使这场败仗变得更加惊险，也让郭嘉在其中的沉默格外醒目。
《三国演义》中，曹操先采纳于禁的建议，夜袭濮阳西寨。于禁判断吕布军队防备松懈，实际上陈宫早有准备，高顺等人已经在那里设伏。曹军突袭不成，反而陷入包围，典韦拼死护卫，曹操才得以脱身。
这一步，郭嘉没有提出预警。
曹操退回营寨后，又中了陈宫借田氏诈降设下的圈套。刘晔看出其中危险，提醒道：“陈宫多计，不可不防。”他的建议并不高明到足以扭转战局，却至少考虑了曹操入城后的退路。
有意思的是，小说没有安排郭嘉反驳，也没有写他补充部署。
曹操入城后再度遇险，靠典韦杀出重围。等回到营中，他决定假称自己被火烧死，诱使吕布追击，再设伏反攻。此时郭嘉才开口，说道：“计可速发。”曹操说出具体办法后，他又接了一句：“真良策也。”
合起来，正是八个字。
这八个字放在小说里，既形成了戏剧效果，也让郭嘉显得像一个只会顺着主公说话的旁观者。曹操前后两次落入圈套，他没有及时识破；真正提出防备意见的，是于禁和刘晔。若只依据这段文学描写，郭嘉当然谈不上“算无遗策”。
但小说终究不是会议记录。
濮阳之战中的郭嘉表现不佳，不能直接推导出他能力低下，更不能据此断定他只会捧场。战争中的谋士并非每一次都能预见敌方行动，主帅一旦急于求胜，参谋的意见也可能被压缩。曹操本人在这场战役中判断失误，责任不能全部推给郭嘉。
真正值得比较的，是郭嘉在曹营的位置。
建安十二年以前，曹操增荀彧食邑一千户，合计达到两千户，还曾打算推举他担任三公。荀彧长期负责后方政务、人才举荐和战略规划，是曹操集团的核心支柱。荀攸则长期随军，参与前线谋划，地位同样重要。郭嘉的食邑原本只有二百户，曹操追赠八百户后才达到一千户。待遇差距，说明他的地位并非凌驾于二荀之上。
郭嘉的长处，更多体现在判断形势和捕捉人心。他支持曹操迎击袁绍，也提出著名的“十胜论”，从道、义、治、谋、德等方面分析曹操与袁绍的差异。这类言论既有战略分析，也有鼓舞士气的作用。可它并不等于每句话都能转化成战场上的具体部署。
对曹操而言，郭嘉像是一名反应极快的战略参谋，善于在复杂局面中指出关键矛盾，尤其擅长判断对手的性格与内部问题。他不是荀彧那样的总管型人物，也不是荀攸那样频繁参与战术设计的前线谋主。
至于吕布败亡，《三国志》相关传记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郭嘉传》将劝曹操急攻吕布的意见归于郭嘉，《荀攸传》则显示荀攸也参与其中。曹操围攻下邳时，采用泗水、沂水灌城的办法，最终迫使吕布投降。把这场胜利全部归于郭嘉，显然不够严谨。
郭嘉若多活十几年，能否取代司马懿与诸葛亮交锋，答案很难确定。司马懿所处的政治环境、军事任务和个人经历，和郭嘉并不相同；诸葛亮的长处，也不仅是临阵谋略，还包括治理蜀汉、组织后勤和维持政权运转。把三人简单放进同一张擂台，反而会遮蔽各自真正的能力边界。
濮阳之战可以说明一件事：郭嘉不是神机妙算的化身，曹营也从来不是靠一个谋士支撑起来的。小说中那八个字，能证明的只是他在一场败仗里没有留下亮眼表现，不能替代对其一生谋略的完整判断。ે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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