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腊月，我二十三岁，跟着生产队的马车去公社送山货。那年月还在挣工分，我们后山屯穷，地里刨不出几个钱，全靠秋天上山采蘑菇木耳、挖药材，攒到冬天拉到公社收购站换点活钱。赶车的是老孙头，车上装着十几麻袋干木耳和黄芪，还有一捆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的狍子皮。天冷，零下二十几度，我穿着我妈絮的老棉袄，外面罩一件我爸的旧羊皮坎肩，脚上是填了乌拉草的棉鞋，还是冻得脚趾头没了知觉。

从后山屯到公社六十里地，走了一整天。早上天没亮就出发，翻了两道岭，过了一条封冻的河，到公社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收购站早关了门，老孙头把车赶到公社大院后面的车马店，说今晚住这儿，明天一早卸货。车马店是大车店，一溜五间土房，睡的是通铺大炕，一铺炕能挤十来个人。屋里烧着苞米秆子，烟气呛人，但好歹暖和。炕上已经躺了七八个车老板，打呼的打呼，磨牙的磨牙，臭脚丫子味儿和旱烟味儿混在一起，熏得人脑仁疼。

我睡不着，翻来覆去烙饼。老孙头在隔壁炕上骂我：“小周你消停会儿，明儿还得干活呢。”我嗯了一声，闭上眼睛，但还是睡不着。脑子里乱糟糟的，想家里的事儿，想明年开春怎么办。生产队要散了，听说要包产到户，各家各户自己种地。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半夜里我起来上厕所，外面风大，刮得脸生疼。厕所是露天的，两块石板搭的坑，蹲下去屁股冻得跟针扎似的。我完事儿往回走，看见伙房那间屋亮着灯。车马店的伙房是给住店的车老板做饭的地方，白天煮一锅白菜帮子炖豆腐，晚上就锁门了。但那天晚上灯亮着，我凑过去从窗户缝往里瞅了一眼。

一个姑娘蹲在灶台前面，往灶膛里添柴火。她穿一件红底碎花的棉袄，头发用一根铅笔别着，歪歪地挽在脑后。灶上的大铁锅冒着热气，咕嘟咕嘟响，闻着是苞米碴子粥的味儿。

我站在窗外看了两眼，正要走，门开了。她端着一盆苞米面从屋里出来，看见我站在那儿，愣了一下。

“你站这儿干啥？”她问，嗓门不小，带着股子泼辣劲儿。

“我……上厕所路过。”我有点臊。

她上下打量我一眼，看见我身上那件羊皮坎肩，说：“后山屯来的？”

“嗯，跟老孙头送山货。”

“老孙头又来了。”她把盆往灶台上一搁，“进来吧，外面冷。我给你盛碗粥。”

我说不用不用，她眼睛一瞪：“进来！磨叽啥呢，大老爷们儿还害臊。”

我进去了。伙房里暖和，灶膛的火光映着她脸，红扑扑的。她给我盛了一碗粥，稠的，苞米碴子熬得烂烂的，上面飘着几片干菜叶子。我接过来喝了一口，烫得直吸气。

“慢点。”她说，“你是老孙头的儿子？”

“不是，我叫周立成，后山屯的，帮工。”

“我叫杨秀芝，公社车马店的，给我舅看店。”她把灶膛里添了把柴，“老孙头年年来，我认识。你这头一回？”

“嗯。”

她也不怎么跟我说话，自己忙自己的，把灶台擦了，把锅刷了，把第二天的苞米碴子泡上。我坐在灶膛前面的小马扎上喝粥，看她干活。她手脚麻利，干什么都快，走路带风，围裙上全是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

“你多大了？”她突然问。

“二十三。”

“有对象没？”

我呛了一口。“没。”

“咋不找？”

“穷。”我说，“后山屯那地方你也知道，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说：“穷怕啥，我家也穷。”

粥喝完了，我把碗放下，说谢谢，回屋睡觉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沉，可能是粥喝热了身子。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身边有人推我。我睁开眼，黑暗里模模糊糊看见一个人影蹲在我旁边。是杨秀芝。她小声说：“你别出声，跟我来。”

我迷迷糊糊坐起来，披上棉袄。老孙头在隔壁打呼噜，其他车老板也睡死了。我跟着她出了大车店，穿过院子，进了伙房。伙房里没点灯，但灶膛里余火还亮着，暗红色的光一闪一闪。

“咋了？”我问。

她没说话，把我拽到灶台后面的隔间里。那隔间是堆柴火的地方，不大，塞满了苞米秆子。她拉着我坐下来，往我手里塞了个东西。我摸了摸，是块烤土豆，还热着，皮都焦了。

“吃。”她说。

我剥了皮咬了一口，香得我眼泪差点下来。那会儿粮食不够吃，我在家天天喝稀的，肚子里没油水。

“你叫我来就为了给我吃土豆？”我边吃边问。

她坐在黑暗里，看不清表情。过了半天，她说：“你明天就走了。”

“嗯。”

“啥时候再来？”

“不知道。兴许明年冬天。”

她不说话了。灶膛里的光映着苞米秆子，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我吃完了土豆，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坐在那儿发呆。

忽然她挪了过来，挨着我坐，肩膀靠着我的肩膀。我能闻到她身上的味儿，柴火味儿和肥皂味儿混在一起。她凑到我耳边，声音轻得跟蚊子叫似的。

“你带我走吧。”

我手里的土豆皮掉在地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你说啥？”

“我说你带我走。”她这回声音大了点，但还在抖，“我不怕穷，我能干活，我啥苦都能吃。我舅这儿我不想待了，他给我说了个对象，公社粮站的一个老头，四十多了，死了老婆，我不愿意。他跟我妈说了，我妈也让我愿意，说人家有粮本，吃供应粮，不愁饿肚子。可我不愿意。”

她说着说着声音就带了哭腔，手攥着我的袖子，攥得紧紧的。

“我十八了，没人问我愿不愿意。你来了，我看你顺眼。你要是也不嫌我，你就带我走。”

我坐在苞米秆子堆里，心跳得跟打鼓似的。十八岁的姑娘，站我跟前，说让我带她走。我二十三，身无分文，家里穷得耗子都搬家了。我拿什么带她走？后山屯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我爹我娘挤在三间土坯房里，我回去还得跟他们挤一铺炕。

可我没说不。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脸，摸到一手眼泪。她的手还攥着我的袖子，攥得指头都白了。

“你让我想想。”我说，“明天早上我给你回话。”

她松了手，没再说什么，站起来走了。我坐在柴火堆里，攥着那块土豆皮，坐了一宿。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决定。我走出伙房，院子里飘着小清雪，地上白了一层。她在灶台前面烧火，看见我进来，站起来，眼睛红红的。

“杨秀芝。”我叫她的名字。

她看着我。

“我带你走。”我说，“但你得想好了，后山屯比这儿苦十倍。没电，没供销社，看病得走四十里地。吃的是苞米碴子就咸菜，过年才能见着肉。你去了，可能后悔。”

“我不后悔。”她打断我。

“你听我说完。我家里三间土房，我爹我娘都六十多了，我还有个妹妹在念书。我回去得分家，分家了我连三间土房都没有，得自己盖。盖房得两年，这两年你得跟我住地窝棚。”

她看着我，眼睛亮得吓人。

“我不怕。”她说，“地窝棚就地窝棚。”

那天早上我跟老孙头说，货你自己卸吧，我先回屯了。老孙头骂我犯浑，我说我有急事。我拉着杨秀芝的手出了车马店，她什么也没带，就身上那件红棉袄，兜里揣着两个凉土豆。我领着她走了六十里地，翻了两道岭，过了一条河。她走得脚上打了泡，没吭一声。到了后山屯，我爹我娘看见我领回来个姑娘，都傻了。

后来就那样了。我们在地窝棚里住了两年，后来盖了三间土房，再后来包产到户分了地，日子慢慢好起来了。杨秀芝生了两个儿子，跟我妈学腌酸菜，跟邻居学纳鞋底，什么都学会了。后山屯的人都说老周家娶了个好媳妇，能干，泼辣，日子过得红火。

去年是我们结婚四十三年。儿子们都在城里安了家，要接我们过去住。我跟杨秀芝商量，她说不去，后山屯住惯了。我说行，那就不去。我们俩还住在那个土房里，早翻盖成砖房了，院子里种着两棵枣树，秋天打枣吃。

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有时候还会凑过来，靠在我肩膀上。她老了，头发白了，腰也弯了，但凑过来的时候还是那股柴火味儿和肥皂味儿。

“老周。”她叫我。

“嗯。”

“那年我要不叫你，你是不是就走了？”

“不知道。”我说，“兴许就走了。”

“走了就遇不着了。”

“嗯。”

“你后不后悔？”

我侧过身看着她。她闭着眼，嘴角微微翘着，好像回到十八岁那年在车马店的伙房里，灶膛的光映着她脸，红扑扑的。

“不后悔。”我说，“从来没后悔过。”

感悟语：人这一辈子，总有一些瞬间是命运在问你话。一九七九年腊月那个晚上，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蹲在我旁边，跟我说你带我走吧。我没有钱，没有房，什么都没有。但她要的也不是这些。她要的只是一个愿意带她走的人。四十三年过去了，她跟我吃了所有的苦，把苦都吃成了甜。那个晚上她挪过来的那一下，是她这辈子下的最大的注，她赌赢了，我也赌赢了。

创作声明：本故事为虚构创作，涉及的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将其与现实关联，所用素材来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并非真实图像，仅用于辅助叙事呈现，请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