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山区，傅秋涛率新四军第一纵队突围后，带着十余名战友躲进山林。此时的他们，衣服破旧，脚上满是泥泞，既没有电台，也没有地图，身后还有追兵搜捕。谁能想到，真正帮助他们避开盘查的，竟是一名青帮头目的门徒。
但这段险情，并不是一场偶然的“巧遇”那么简单。傅秋涛能够活着走出皖南，既有战场判断，也有群众掩护，更有地方关系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军部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叶挺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将领先后遇难，部队损失惨重。原本九千余人的队伍，经过激战和分散突围，能够抵达安全地区的只剩一千余人。
傅秋涛所率第一纵队，恰恰是较早遭遇袭击的部队之一。战斗开始不久，随军电台便被打坏，纵队与军部失去联系。表面看，这是指挥上的重大损失；换个角度看，也意味着部队不必再等待层层命令，可以根据敌情自行决断。
战场上的机会稍纵即逝。军部曾在百户坑召开会议，商讨突围方案，前后持续数小时。等到统一命令下达时，国民党军已经完成合围，许多部队因此陷入被动。傅秋涛没有继续停留，而是判断必须立即分散行动。
他很清楚，携带大批伤员和家属一起走，目标太大，速度也快不起来。于是，部队将伤员、妇女和儿童分别托付给当地百姓，安排他们藏入村民家中。傅秋涛的妻子和女儿，也没有随队行动。
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留下的人可能面临搜查，突围的人也未必能够回来。可在当时的环境下，只有把人员分散，才能减小目标，保存骨干。乡亲们冒着风险接纳这些人，为他们准备住处、食物，有的还设法遮掩身份。
傅秋涛随后把队伍化整为零，每组约十人，分别寻找出路。他本人带着十一人行动，沿大斧山、新岭、东坝一带穿行，时而翻山，时而乔装，尽量避开道路和村镇。山路难走，粮食不足，夜间还要提防冷枪和搜捕。
有一次，他们在途中遇到国民党特务盘查。按常理说，这支衣衫褴褛、神情疲惫的小队很容易露出破绽。就在情况紧张之际，当地一名青帮人物陈玉庚的门徒出面周旋，帮助他们躲过了这一关。
关于这段经历，主要见于相关回忆材料。它所反映的，并不是青帮整体参与了营救，而是特殊环境下，地方社会关系偶然提供了保护。那名门徒为什么愿意出手，或许与当地民众对新四军的观感有关，也可能有个人交往因素，不能简单夸大。
但这次相助的确十分关键。突围中的队伍，最怕的不是一场正面战斗，而是突然遭遇盘查。一旦身份暴露，前面的长途跋涉便会功亏一篑。有人在暗处递来一句话、一个眼神，有时就能改变一群人的命运。
据有关回忆，傅秋涛后来谈到这段经历时说：“第一纵队能够突围，靠的是群众保护，危急时候，连青帮中人也帮助过我们。”这句话的重点，不在青帮二字，而在“群众保护”四个字。
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傅秋涛一行终于抵达盐城，与新四军部队会合。此时，他们从皖南出发时的成建制队伍，已经变成了靠分散、隐蔽和接应保存下来的小股人员。能够重新回到部队，本身就是一次极其艰难的生还。
皖南事变并没有使傅秋涛退出军政工作。此后，他担任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又任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华东支前司令部司令员、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参与组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的后勤支援。
1955年，傅秋涛被授予上将军衔，位列开国上将第十三位。他的夫人陈斐然同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因为上将和上校肩章均为三颗星，傅秋涛夫妇由此被称为“六星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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