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北京一场宴席上，辜鸿铭穿着马褂，拖着长辫，面对席间关于男女平等的争论，忽然拿起茶壶和茶杯作比。这个细节后来被许多文章反复渲染，甚至被写成一场“舌战群儒”。但辜鸿铭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并不只是嘴上锋利，而是他把旧式婚姻观念，当成了对抗时代潮流的武器。
辜鸿铭生于1857年，祖籍福建，出生在南洋槟城一带。他的成长环境并不传统，少年时期便被送往英国接受教育，后来又在欧洲求学，接触过文学、哲学和语言学。英语、德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他都能熟练使用。
有意思的是，一个深受西方教育影响的人，成年后却成了最强烈的传统维护者之一。他研究西方，并不是为了全盘接受西方；在他看来，西方拥有坚船利炮，却未必拥有完整的文明秩序。中国的礼制、家庭关系和道德观念，才是社会稳定的根基。
辜鸿铭回国后，曾在张之洞幕府任职，参与涉外事务，也翻译过《论语》等典籍。他希望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而不是把中国简单看作一个落后的对象。这个出发点不能说没有价值，只是他心中的“中国文化”，往往连同皇权、家长制和男女尊卑一起被保留下来。
民国建立以后，社会风气变化很快。剪辫、改服、女子受教育、婚姻自主，这些新现象接连出现。辜鸿铭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仍留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公开维护旧礼教。他不是看不见变化，而是有意站在变化的对面。
谈到婚姻，他常把男子比作茶壶，把女子比作茶杯，以此说明一个男子可以拥有多个妻妾。这样的比喻听上去机巧，实质却把人降成了器物。茶壶与茶杯可以谈配套，夫妻关系却牵涉人格、责任和权利，二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据当时流传的说法，一位女士曾反问：“若女子也是茶壶，难道不能配几个茶杯吗？”辜鸿铭随即又以汽车和车轮作答，试图证明一个整体只能有一个主导者。对方一时难以接话，这才有了“辜鸿铭把众人说住”的故事。
可辩才赢得了场面，并不等于道理站得住。梁实秋评价这类说法为“怪论”，其实已经点出了问题所在。辜鸿铭善于把复杂的社会关系，压缩成几个形象比喻，再用机锋掩盖其中的不平等。
他对女性的偏见，还延伸到缠足问题。辜鸿铭曾为旧式小脚辩护，面对外国记者质问时，反问西方芭蕾和束腰是否也会损害女性身体。这个反击确实巧妙，却没有回答缠足本身是否造成伤害。拿别处的弊病来替本身的弊病辩护，终究不能改变事实。
辜鸿铭的婚姻生活，也常被后人用来证明他的“身体力行”。关于他的妻子淑姑、日本籍妾室贞子，民间流传着不少故事，包括妻妾相处、家庭分工以及他如何在两人之间周旋。不过这些叙述多由回忆、笔记和文学加工混合而成，细节未必都能逐一核实。
可以确定的是，他确实接受并维护纳妾观念，也确实把妻妾关系解释成传统秩序的一部分。他认为正妻负责持家，妾室负责陪伴，彼此各有位置。这种安排在旧家庭中并不罕见，但辜鸿铭的问题在于，他不仅如此生活，还把它包装成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
辜鸿铭最特别的地方，正在这种强烈的矛盾里。他有西方学术训练，能用流利外语讲解中国经典；他反对盲目崇洋，却并不拒绝吸收西学；他批评西方社会的弊端，却又把中国传统中的糟粕当成文明精华。
1928年，辜鸿铭在北京去世，终年71岁。他留下的，不只是关于辫子、茶壶和茶杯的逸闻，也是一种旧文化在时代转折处的固守姿态。那些辩论之所以流传，并非因为比喻多么高明，而是因为它让人看见：当一个人试图用语言守住已经动摇的秩序时，越是锋利的辩词，越容易暴露观念本身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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