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3日，北京，吴德刚走进华国锋的办公室，便察觉到气氛异常。华国锋没有寒暄，直接转达叶剑英的担忧：昌平驻有北京军区坦克第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曾多次到那里活动，情况不能不引起警惕。

这不是普通的军务询问。

毛泽东逝世后，中央正处在极其敏感的阶段。谁能掌握军队，谁就可能影响北京局势。叶剑英担心的，并非一个师的日常动向，而是在关键时刻，这支装甲部队会不会被人利用。

华国锋问得很具体：如果坦克第六师不听中央指挥，甚至向市区开进，北京有没有力量拦住它？吴德没有马上作答，只说需要先问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

这个回答很谨慎。军事部署不能靠判断，更不能靠表态，必须把兵力、位置和指挥关系一一弄清楚。

此前，异常迹象已经出现。9月28日，江青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前往昌平，现场警卫却没有完全按照中央办公厅原有程序安排，而是通过北京市公安系统另行布置。当天中央政治局开会，一度找不到她。

汪东兴得知情况后，要求警卫干部立即把江青接回。车还没到昌平，便传来消息，说江青已经返回城区。事情表面不大，却让熟悉警卫制度的人感到不寻常。正常程序被绕开，往往比公开冲突更值得警惕。

据相关回忆，汪东兴随后追问警卫安排的细节，对方回答得十分紧张。那段时间，江青等人频繁活动，外界无法准确判断其意图，中央对军队和重要部门的控制问题，因而被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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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吴德离开华国锋办公室后，立即赶往吴忠家中。吴忠一看他的神情，便知道事情非同一般。吴德说明来意，吴忠没有绕弯，明确表示，北京卫戍区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

“请中央放心。”

吴忠还补充说，坦克第六师附近有北京卫戍区的坦克团，必要时能够形成牵制。这个细节很关键。首都防卫不是单看某一支部队的规模，而要看驻军之间的位置、装备和指挥权能否迅速衔接。

吴德把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后，华国锋随即作出安排：由吴德负责协调卫戍区部队，重点保护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机场等重要单位；涉及部队调动，则请陈锡联处理。陈锡联当即明确，北京卫戍区部队听从吴德指挥。

部署并非仓促完成。10月4日，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等人进一步商定方案，中南海内部、重要新闻单位以及相关人员的控制，都被分别落实到人。吴德、吴忠和北京市委有关负责人连续守在电话旁，等待中央命令。

10月6日下午，行动进入最后准备阶段。汪东兴把警卫干部邬吉成叫到南楼，交代怀仁堂外围警戒。外部由邬吉成负责，内部由武健华负责，人员、车辆和通道都必须提前安排妥当。

傍晚，汪东兴到达怀仁堂，询问部署情况。邬吉成回答：“都布置好了。”不久，叶剑英也来到现场。他握住邬吉成的手，停留片刻，只说了一句：“好好地注意啊！”

这句话很短，却反映出当时任务的分量。行动必须迅速，更要避免意外。华国锋随后到达，相关人员依次进入，整个过程按照既定安排推进。当天晚上，消息传出，行动顺利完成。

难题并没有立即全部结束。上海仍有与“四人帮”关系密切的人员活动，中央决定派工作组处理局面。10月12日，政治局在玉泉山讨论上海问题，叶剑英赞成派人接管，并推荐苏振华负责。

10月20日，苏振华率工作组抵达上海。第二天，他召集有关方面研究部署，有人建议调动无锡驻军向上海方向拉练，以形成压力。苏振华认为事关重大，立即请示叶剑英。

叶剑英没有同意调兵。他的判断是，军队大规模移动可能引发误解和恐慌，应当依靠中央的政治权威和上海群众来稳定局面。10月26日，中央正式调整上海领导机构，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相关人事安排随之确定。

昌平的坦克第六师，最终没有成为局势失控的突破口。真正起作用的，是对风险的提前判断、对指挥系统的严密掌握，以及在关键时刻没有把军事部署轻易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