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历十四年（779年），唐代宗亡故，李适继位，史称唐德宗。根据史料的记载，唐德宗继位之后，排斥宦官重用文臣武将，罢黜四方藩镇的供奉，而将藩镇所供之物全部交予度支，并且历史上著名的“两税法”也始于德宗一朝。但是，当“奉天之难”结束后不久，唐德宗却选择重用宦官，甚至让他们执掌兵权，这是为什么呢？
一
具体来说，唐德宗从即位初期排斥宦官，到后期转而重用宦官并让其掌握核心兵权，是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与现实困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泾师之变的直接刺激，也即建中四年（783年）爆发的“泾师之变”是关键转折点。根据《旧唐书》等史料的记载，当时泾原镇士兵途经长安时因未获朝廷赏赐愤而叛乱，唐德宗紧急召集神策军护驾，却发现掌管禁军的白志贞借招兵敛财。
因为得不到将士的护驾，唐德宗这位皇帝只能仓皇出逃。危急时刻，身边的文臣武将大多四散奔逃，只有百余名宦官始终不离不弃护驾，这让唐德宗彻底改变了对宦官的认知，认定宦官远比外朝文武更可靠。换而言之，唐德宗和宦官之间的关系，经受住了考验，而其他文臣武将则不像宦官这么忠诚。
二
进一步来说，这是因为唐德宗对文臣武将的信任彻底崩塌。唐德宗即位之初曾推诚重用朝臣，结果却接连遭遇背叛：前面已经说过，他信任的神策军使白志贞玩忽职守，导致禁军形同虚设；不仅如此，削藩过程中，多位领兵将领要么战败观望，要么随后反叛，甚至像李怀光这样的重臣也最终走上叛乱之路。
再加上此前来瑱、李光弼等名将因朝廷猜忌被逼自保的前车之鉴，让唐德宗对整个文臣武将集团的信任完全破碎，认为外朝势力根本无法托付兵权。对此，在笔者看来，自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对于武将的防备可谓越来越重，这导致双方的关系难以修复，所以，宦官的地位自然在这一时期水涨船高。
三
再者，唐德宗这么做，也是制衡藩镇与地方武将的现实需求。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愈演愈烈，朔方军等西北老牌军事势力一家独大，让皇室深感不安，也即唐朝朝廷担心会出现下一个安禄山。在此背景下，唐德宗曾通过拆分朔方镇等手段削弱地方武将势力，而将神策军兵权交给宦官，相当于皇帝直接掌控最核心的禁军，既能避免外朝武将拥兵自重，也能通过宦官出任监军。对此，在不少历史学者看来，这样的布局，对遍布全国的藩镇军队形成掣肘，从而维系内外格局的平衡。
四
最后，唐德宗对于宦官的信任，也是中晚唐皇权的延续性惯性。根据史料的记载，从唐肃宗、唐代宗时期开始，宦官就已经深度参与掌控神策军、出任枢密使等核心事务，代宗时期甚至出现宦官官拜中书令的先例，宦官掌兵本就有前期的历史铺垫。在此基础上，唐德宗的选择本质上是对前代皇帝“用宦官制衡外朝”思路的延续。当然，和前面几位皇帝不同的是，最终是唐德宗将神策军左右中尉设为定制，正式把宦官掌兵变成了唐朝的固定制度，也彻底打开了中晚唐宦官专权的潘多拉魔盒。对此，你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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