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胡适劝刘文典去美国，刘文典说：我是中国人|刘文典|蒋梦麟|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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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圈儿

1949年末，昆明快要解放。那段时间，一封从外面辗转送到的信，落在云南大学一位教授的桌上。写信的人是胡适。

胡适不只是写几句劝告。他已经替这位老朋友找好了美国的去处，办妥了一家老小的入境签证，路怎么走、住哪儿，都安排好了。按那几年的情形，一张签证就是一条退路，多少人求都求不到。

收信的人叫刘文典，云南大学的教授，这一年60岁。他谢绝了。他给的理由很平白：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这件事的分量，得放到他和胡适的交情里看。1923年，刘文典写出《淮南鸿烈集解》，是胡适帮他张罗出版的。胡适是白话文的倡导者，为了这本书，特意破例写了一篇文言文的序。二十多年的交情，落到1949年这个冬天，就是一个走、一个不走。

那一年，走还是留，是那一代读书人面前一道过不去的题。走得成的，多半是有名望、有门路的人；走不成的，就留在原地等消息。他手上有走的路，而且是老朋友亲手铺好的。

刘文典，安徽合肥人，1889年出生，字叔雅。年轻时的路子和一般的读书人不太一样：1906年他到芜湖读安徽公学，被陈独秀、刘师培看中；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去日本留学。辛亥革命起来，他回国办报，宣传革命；1913年又去日本，第二年加入中华革命党，给孙中山当秘书。

1916年他回国，到北京大学教书，转过来做学问。1923年，《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他在学术界站住了脚。再往后是《庄子补正》，陈寅恪给它写序，评价很高。陈寅恪在序里说的话是，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它到今天还是研究庄子的人绕不过去的一本。

这样一份履历里，有两条根是早就扎下去的：一条是革命党人的底子，他见过权力是怎么回事；另一条是国学。他通晓几国文字，讲庄子、讲淮南子、讲文选，也讲杜甫和李商隐。他教书有个规矩：讲一门课，就得是自己在做的题目。讲淮南子，他刚校完淮南子；讲文选，他的研究心得就直接搬进课堂。他说过，教书不能只讲别人研究出来的成果。学问上的这份自信，给了他一种别人学不来的脾气。

他一生最出名的一件事，发生在1928年冬天的安庆。

那年他是安徽大学的校长。学校里几个男生翻墙进了隔壁女中的晚会，两边闹了纠纷，风声传到了正在安庆视察的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把他叫去，要求交出闹事学生名单，严办罢课的人。

他不交。两个人隔着桌子吵了起来，一个骂对方是学阀，一个回骂新军阀。蒋介石下令把他扣起来。事情闹大，安庆的学生上街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蔡元培、胡适、蒋梦麟这些学界人物联名去营救。关了七天，人放出来了，条件是必须马上离开安徽。

这件事后来传得越来越玄，最流行的版本是他一脚把蒋介石踹翻在地。这个说法并不成立。《刘文典年谱》比对过当时的报道和当事人回忆，现场情形是两个人隔着桌子对拍，他把脚往地上一顿，并没有飞起一脚。他的儿子晚年也出来说过，父亲没有飞踹那回事。

传说会越滚越大，可真实的那一面已经够硬了：1928年，蒋介石正是权势最盛的时候，一个大学校长当着他的面不肯交人，代价是实打实的七天关押和一张逐客令。

离开安徽以后，他回北大任教。1929年，清华大学聘他做国文系教授兼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清华和北大两头跑的那些年，是他做校勘做得最扎实的一段。他在这个行当里的名声，是一本一本科出来的，不是靠传言攒的。

他确实骄傲。他公开说过自己的学问赶不上陈寅恪的万分之一，说对陈先生的人格和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分地敬佩。这种话从他嘴里讲出来，格外有意思，因为他对一般人的评价向来不客气。

日军轰炸昆明那一年，警报响起来，满城的人往城外跑。他跑到半路，忽然想起陈寅恪身体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走路不便，就带着几个学生折回去，到陈家门口把陈寅恪搀出来一起躲。学生要扶他，他摆摆手不让，喊着让学生先搀着陈先生走。

这件事没上过报纸，是当年在场的人后来记下来的。一个以狂出名的人，在警报声里惦记的是别人的腿脚。

1937年北平沦陷，他没赶上跟学校一起南撤，留在了城里。日本人知道他的学问，也知道他精通日语，托了周作人这些人上门，请他去伪北京大学任教。他拒绝。

看他拒绝的方式，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想的。日军两次搜查他的住宅，把书架上的书翻得满地都是，他站在一边，一句话不说。他会日语，可他不肯说，说以发夷声为耻。他跟自己说过的另一句话是：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他有一个弟弟叫刘管廷，后来去伪政府里做了事。他干脆把弟弟赶出家门，从此不再来往。亲兄弟之间划下这么一道线，那年头很少见。

1938年，他逃出北平，一路辗转南下，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教书。1943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把他聘过去，此后他一直在云大。那时候昆明常遭轰炸，他住在市郊官渡，离学校远，每次上课都靠自己走过去。他跟人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他留下来的那几年，日子并不清苦。

在云大，他先后开过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历代韵文选这些课。晚年他把力气放在两件事上，一是上课，二是写书。他计划里有一部《杜甫年谱》，是惦记了很多年的题目，一直慢慢地攒材料。1956年，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学校看他年纪大了，有一阵想让他少上点课、多做研究，他不干。他说得很冲：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当年一起在北平、在昆明共过事的人，有的走了。胡适走了，蒋梦麟走了，走的那批人里不少是他的老朋友。他收到的那封信，就是从他那个圈子里递过来的。他把信放下了。

他这一生的选择，摆在一起看是很整齐的：1928年在安庆，他不肯把人交出去；在北平，他不肯给日本人讲课；1949年，他不肯走。三次拒绝，对象不一样，可都是同一件事，就是不肯把自己放到一个他不认的位置上去。

1958年7月，刘文典在昆明病逝，69岁。他计划里那几部书，没有写完。他留在云南大学，前后教了九年书。四年之后，《庄子补正》再版，编者在跋里说，这是一部精心刻意之作，做庄子研究的人都可以拿来用。他没能亲手做完的事，后来有人接着做。

他讲了一辈子庄子。庄子讲的是一个人怎么在一团乱世里把自己安顿好。他选的安顿方式，和胡适他们不一样：他不走。走的人有走的道理，留下的也有留下的道理，这两边在那一年都不轻松。

那句拒绝听起来很简单，可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已经60岁，手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间学校、一屋子书和几个学生。他留下以后，也就照着这个活法过了下去。一直到去世前，他还是那个坚持要上课的老头。

人们记住他，多半是因为那件安庆的旧事，而且还记错了。可他这辈子真正的分量，不在那一脚有没有踹出去，在他三次说不的时候，每一次都押上了自己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