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28日晚，湖南长沙，毛主席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第一政委韦国清、第二政委刘兴元谈话。陪同南巡的汪东兴也在场。谈话没有从战报开始，而是先聊起了韦拔群。
毛主席问韦国清，自己是否与韦拔群同宗。韦国清解释，两人虽同姓，却已出五服。毛主席听后谈到韦拔群在广西发动群众、兴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往事，并说：“名义上我是先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
这句话很有分量。毛主席并没有把革命前辈简单放在“受教育者”的位置上，而是承认不同地区、不同实践所带来的经验。韦拔群熟悉广西农村，了解当地群众，许多具体工作并非书本能够代替。
话题转到延安整风时，丁盛谈起自己参加过党的七大。毛主席听后称赞他，又询问其他人是否参加过。丁盛随后讲到东北战场和锦州作战，说到俘虏补充部队的问题，毛主席明确表示，俘虏也是劳动人民，部队一向有改造和使用的政策。
丁盛一谈战斗，便打开了话匣子。这个特点，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他指挥的部队，前身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期在恶战中锻炼。这样的部队，既有传统，也有一套敢打硬仗的作风。
1949年10月，衡宝战役打响。第四野战军向白崇禧集团展开攻击，战场态势复杂。丁盛率第一三五师向衡宝公路以南穿插，因为通信中断，没有及时收到暂停前进的命令，部队一路突入敌军纵深。
有意思的是，这次“误打误撞”并非毫无章法。第一三五师先后通过衡宝公路，进入灵官殿一带，前后左右都可能出现敌人。野战军指挥部发现这一情况后，林彪直接向师部下达指示，要求丁盛灵活行动，截断交通，牵制敌军。
白崇禧很快察觉到后方出现异常，调集部队试图合围。丁盛判断，若贸然撤退，沿途很可能遭到伏击；若原地固守，也会被敌人逐步压缩。于是，他选择继续向前冲，迫使对手不断调动兵力。
这一步风险极大，却打乱了白崇禧原有部署。敌军一动，原先设置的包围态势便出现变化，第四野战军随即发起全线攻击。10月10日，北线敌军被击破，第七军遭到重创。丁盛也因此被部队称为“丁大胆”。
但“大胆”并不等于蛮干。丁盛后来总结穿插作战，强调部队要强，指挥员要胆大心细；进入敌后后不能恋战，更不能被缴获物资牵制。这些话，实际上是从长期作战中提炼出来的经验。
1952年，第四十四军与第四十五军合编，组建新的第五十四军，丁盛担任首任军长。番号问题一度让官兵颇为敏感，周恩来出面解释，新的数字既不偏向哪一支部队，也意味着两支部队重新成为一个整体。
1953年夏，志愿军参加金城战役。第五十四军所属部队承担突击任务，面对南朝鲜军“首都师”等部队的防御，连续攻占阵地。战斗最激烈时，丁盛把预备队投入前线，部队在一个高地反复争夺二十多次，直到停战协议签订，阵地仍掌握在志愿军手中。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丁盛率部进入西藏东部。瓦弄地区山高路险，部队机动和补给都很困难。他在战前详细分析印军编制、指挥和火力特点，随后集中兵力实施突击。11月16日战斗开始后，中方部队迅速突破印军防线，瓦弄作战很快结束。
这些经历，解释了为什么丁盛在谈话中总能把战斗讲得具体而有层次。然而，毛主席关注的并不只是他的战功。
1971年8月30日，毛主席在离开长沙前再次同丁盛等人谈话。毛主席问刘兴元会不会写文章，又问丁盛能否读书。丁盛坦率回答，外国书看不懂。毛主席随即说：“我希望你今后多读点书。”
这不是一句泛泛的劝告。毛主席还谈到，自己每天阅读《参考资料》，借此了解国际形势，并建议干部没有时间时，可以请身边工作人员帮助阅读。对一名长期在战场上成长起来的将领而言，这番话的重点，是要求他从熟悉战斗，进一步走向认识形势、研究问题。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晚年他喜欢下象棋，常用“车”长驱直入，也注意留意关口和险路。1999年9月25日，丁盛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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