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辽东经略”不仅负有征剿建州女真的重责，也是位高权重的大明第一封疆，并成为朝廷各势力斗争和抢夺的焦点。那么这是不是事实，经略们的真实职权又有多大？
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清楚什么是“经略”。
因蒙古达延汗的崛起，自弘治朝宣府、大同、蓟州一带就常遭大规模入侵。此时的明廷并没有在九边增设封疆的想法，为了协调各镇防御，中枢就在需要的时候，“差遣”御史去经略（经营筹略）具体的军务。
注：嘉靖二十九年，明廷增设宣大总督（节制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和巡抚）和蓟辽总督（节制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和顺天、保定、辽东三巡抚）。巡抚、总督最初也是差遣，分别在成化、嘉靖两朝演化为常设。
所以经略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临时性”和“专司军务”。临时性很容易理解，事了则撤。专司军务既表示职辖只涉及某项具体的军务，也说明经略无权插手所辖区域的民务和地方军务。
这就从官制上断绝经略节制督抚的可能，因为设置督抚的目的之一即为统辖地方三权。辽事起后增设辽东经略，而不让本就管辖辽东的辽东巡抚或蓟辽总督征剿，一个原因也是他们还负有管辖民政、蒙古、戍卫京畿等职责，精力有限。
首任辽东经略杨镐履任后，也曾直言过自己职辖的单一，“督臣（蓟辽总督）遥制千里之外则呼吸难通，抚臣（辽东巡抚）兼理米盐之细则精神不一，故复添设经略，本以经略建夷也”。
除此之外，明廷补任辽东巡抚的敕令也强调，巡抚原辖军务不受经略干涉，“今特命尔（周永春）训练兵马、防御虏寇，一应边务与总兵官议计停当而行，查照近题防剿奴酋事理，与经略协心共济，与原管备虏事务无妨”。
但是在辽东征剿女真，又怎么可能不涉及辽东本地的民务和军务？所以“经抚不和”的主因就不在党争，是源于官制的缺陷。双方互不统属，但又在辽事上有相当深度的交叉，能不闹才怪。
而辽东经略的职权，也没一些朋友想象地那般“位高权重”，不过朝廷倒是主动在给它扩权。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杨镐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出任经略辽东。职辖仅限于在辽东征剿建州女真，即“经略建夷”。辽东巡抚官衔品级也不比经略差多少，同为右佥都御史，只是没有兵部的加衔。
关外明军的管辖，受调出关征剿女真的全归经略统制，原辽镇兵马则被一分为二，辽河以西归巡抚、以东暂划经略麾下（辽东总兵也被分成了河西、河东二总兵）。杨镐的运气在于，履任时原巡抚已回籍听勘，巡抚职权由其署理近半年。
这个兼职有啥好处，他的继任者熊廷弼最有发言权。
因经略是个临时差遣，所以它不像督抚那般有配套的署（抚）院。辽东经略直辖的文官，只有两个监军道。虽然朝廷允许熊廷弼借用辽东都司的衙司和官僚，但他们大多下辖于辽东巡抚（登莱巡抚也管一些）。
就算辽东巡抚周永春配合，熊廷弼也难使用这套地方系统。比如因粮草的大量调入，粮厅需增派人手；为给抵辽援兵补充军械，都司的管屯也需扩编 … 但熊廷弼无权直接招人，需经周永春奏报朝廷同意和委派 ……
辽东军政的骨干官员 -- 兵备道（五个），熊廷弼用起来更费劲。开原道韩元善因辖区开原、铁岭的沦陷，而彻底赋闲。熊廷弼想让他帮忙料理辽沈军务，但韩兵备的回答是，调换辖区你请示过朝廷没？待中枢同意后，韩元善又因母丧奏请丁忧 ……
辽阳道袁鸣泰则是阳奉阴违，让他去沈阳安抚军民，他走到虎皮驿就折返回辽阳。其后更是摆烂，无论熊廷弼如何劝说、责骂都坚决不干活并称病求去。宁前道王化贞则在河东兵力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强硬将派往河东协防的辽兵召回（防御蒙古） …… 能这样做，就是因为经略无权管他们。
气得熊廷弼同时说了最软和最狠的话，“辽阳城中独一经略，病臣卧理军务哭恳圣明亟补各道，分理共保危辽事”；“朝廷太平优游、官盛任使；皇上深居静摄、禁不闻声 … 请问皇上要辽东否”。
除此之外，数百万两的辽饷也不可能让经略任意使用。户部专门派遣了一位主事至前线办公，代表“新饷司”监管辽饷的用度，即经略用钱得先申请 ……
简而言之，此时的辽东经略相当于“征剿女真前线集团军总司令”，而不是辽东军政一把手、更不是平辽总负责人（这个职权一直属于朝廷和皇帝）。
第三任辽东经略袁应泰葬送河东后，明廷再次启用熊廷弼，也算是明白了此职的一些难处。遂扩充经略之权，开始允许辽东经略辖制地方封疆（经略辖区内的）以及部分地方军政事务。
将辽东经略的兵部、督察院官衔提升为，兵部尚书和右副都御史，这样不仅官衔明确高于巡抚，奏事也可略过兵部批复直达御前（这一点实际作用不大，因为内阁在票拟前常要求兵、户、工等部覆）。
基于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也将经略辖区由“经略辽东（军务）”，扩大为“经略辽东、登莱、天津、山海关等处（军务）”，提高了经略对相关军事资源的掌控。
但经略在官制上仍然不能节制辽东巡抚（归蓟辽总督管辖）。所以我们看到巡抚王化贞虽然承认熊廷弼总辖征剿女真，但他不仅在本职上仍有相当的话语权（如防御蒙古、守卫辽西等），也可通过向兵部请命，绕过熊廷弼来推行自己的平辽方略。
注：明朝封疆官员除去各自敕令赋予的专权，一般还挂有固定职衔。比如巡抚均有右佥都御史职（御史本职纠举政务、军民、百官等，所以任何事务都可以参与）、总督为右佥都御史或高一级的右副都御史，另外总督还会兼兵部右侍郎或尚书职。从官职上看巡抚主责是统辖地方民务，总督则在军务上有更大的权限且可督辖巡抚。
但实际上总督并不能完全节制巡抚，因为巡抚的考核、评定、任免全在朝廷。至于巡抚之下的道臣（兵备道），虽官职（一般为按察司佥事衔）上远低于督抚，但朝廷又专敕赋予指挥辖区军队的权力（熊廷弼专门投诉过），总督也不见得能拦住。
明朝对于地方封疆的设定就是这么别扭，既不能完全节制，又可以靠职衔实现部分统辖。
熊廷弼之后经王在晋的短暂中继，辽东迎来一位“特殊”经略孙承宗。
首先，孙承宗打破了明朝后期封疆的惯例，没有被加授御史官职。不是朝廷不重视，只因他是“东阁大学士”。虽品级不高（五品），但不仅和御史一样什么类型事务都可参与，其皇帝专属幕僚（内阁辅臣）的身份，就意味着权力。
而且天启不让离开中枢的孙承宗拿掉阁臣职务，也是在无言中为自己的老师加权。所以同样是被“临时差遣”到关外的孙承宗，在山海关开设了“督师府”。由此明廷也称孙承宗为“督师辅臣”，而不是辽东经略。
其次，因防线已后退至宁远。明廷不得不再次变更经略辖区，“督理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增加蓟镇既是补偿经略掌控的军事资源，也表明辽事越来越危，已不是剿灭，要防他们打进京畿了。
天启的“夹私”行为，虽让孙承宗在履任期间未受直接掣肘，但没解决经略不能下辖辽东相关封疆的现实。所以继任经略高第（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再遇“经抚不和”，宁前道袁崇焕激烈反对其撤防锦右的方案。
天启六年四月，蓟辽总督王之臣直接拒绝了接替高第的任命。天启不得不提升称谓和官衔，“朕念切封疆，特改督师出镇，加升尚书（王之臣原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以隆委任”。
但此“蓟辽督师”的实际职权和辽东经略没什么差别。虽然“督师府”编制被保留，但仍然属于“差遣”且辽东巡抚及配属文官、下辖的道臣等仍归蓟辽总督管辖，“经抚不和”变成了“师抚不和”而已。
不过明廷正式放弃“辽东经略”，实际也是变相承认已难收复辽东。原本主打“剿灭”建州女真的平叛，也默默地向防御蒙古那般的认可（存在）和相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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