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17日凌晨，昆明军区三十二号院内，开国中将谭甫仁刚从住处走到门廊，枪声便划破了夜色。几分钟后，军区政委谭甫仁和夫人王里岩相继倒在血泊中，凶手翻墙逃走，值班警卫却始终没有出现。

这不是普通的治安案件。军区大院戒备森严，遇害者又是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凶手究竟如何进入，枪械从何而来，警卫为何失去作用，三道疑问很快摆在专案人员面前。

谭甫仁1910年出生于广东仁化。大革命时期，他参加农民运动，曾在广东农民自卫军中做宣传工作。南昌起义后，队伍几经转折，他与组织失去联系，辗转寻找革命队伍时，误入国民党部队。

1928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革命根据地，谭甫仁所在部队与红军交战，他抓住机会缴械投诚，后来被编入俘虏队伍。为了证明自己的经历，他在俘虏中唱起《国际歌》，引起了负责开展工作的干部注意。经过谈话核实，这名“俘虏”最终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那以后，他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能从敌军队伍中重新找到组织，靠的并非侥幸，而是早年形成的信念和判断。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谭甫仁被授予中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多个军区的重要职务，1968年调任昆明军区政委。

案发当晚，谭甫仁并未睡在二楼原来的卧室。凌晨四时左右，住在院内的王文莹听见楼上传来争吵声，便出门查看。她在楼梯附近遇到谭甫仁，两人正准备上楼，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谭甫仁立即意识到情况异常，转身去拍门卫室的门。门内没有回应。就在此时，一名戴口罩、穿军大衣的男子从楼上冲下，手持五九式手枪向他射击。王文莹后来回忆，凶手身材中等，脚穿解放鞋，开枪后迅速翻过院墙离开。

王里岩伤重不治，谭甫仁也因伤势过重去世。消息传出后，中央要求迅速查清事实。可最初的侦查并不顺利，各地送来的线索纷杂，有人失踪、有人越狱，甚至连一些与案件毫无关系的小事，也被当作重要情报上报，办案方向逐渐偏离。

周恩来看到汇报后，明确指出：“问题出在内部。”这句话不是简单判断，而是要求调查人员改变思路：凶手既然能够持枪进入军区大院，枪械管理、人员审查和内部警卫都必须重新查。

转折很快出现。案发数日后，保卫部门发现，保密室内两支五九式手枪不见了。门窗没有被破坏，说明枪械并非外部强行取走，而是熟悉内部情况的人利用职务便利取得。

随后，一名军区政治部干部的孩子提供了关键细节。他记得案发清晨，曾有一个男人向自己问路。经过辨认，这个人正是军区保卫系统干部王自正。调查继续深入后，王自正的真实经历浮出水面。

王自正原名王志政，出身河南内黄。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参与过抢夺土地、杀害地方干部等行为。此后，他隐瞒经历、改换姓名，混入人民军队，并凭借伪装出来的积极表现逐步得到提拔。到1970年，他已进入保卫部门任职。

就在准备调任之际，家乡检举材料送到军区，他因此被隔离审查。审查期间，他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和报复心理，并在笔记中留下了针对谭甫仁的恶意念头。利用熟悉保密室和军区办公区域的便利，他盗取枪支弹药，潜入三十二号院实施了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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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点还没有结束。案发时，院内两名警卫都听见了枪声。一名警卫因缺乏训练，惊慌之下没有出门；另一名在门卫室值班，却因私事担心暴露，始终没有打开房门。谭甫仁就在门外拍门呼喊，他们却没有履行职责。

12月31日晚，办案人员根据线索前去抓捕王自正。有人对他说：“起来，到饭堂去一趟。”王自正假装穿鞋，突然从床下取出另一支手枪，打伤两名办案人员后冲出屋外。院外早已布置警戒，他无路可逃，最终自杀身亡。

1971年2月，昆明军区向中央提交调查报告。案件真相虽然查明，但暴露出的漏洞格外沉重：人员审查失误，武器管理失守，警卫训练松懈，办案过程又屡次出现疏忽。谭甫仁夫妇的遇害，并非单靠凶手胆大，而是多个环节同时失灵，才让危险一步步抵达将军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