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26日，黄昏时分，北京京西宾馆，孔原与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谈到烈士名录时，忽然停了一下：“名单里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张国庶。那时距离他遇害，已经过去了整整56年。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烈士身份似乎只需一纸证明便能确定。可张国庶的情况恰恰相反：组织关系有迹可循，牺牲经过也有旁证，却因缺少完整公文和遗骨，长期被写成“待考”。
张国庶1905年出生于萍乡，家境相对宽裕，早年接受过较好的教育。1923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余波仍在矿区回荡。煤井下的昏暗、工人生活的困苦，让这个读书青年第一次真切感到，书本之外还有更沉重的现实。
同年，孔原也在萍乡矿区生活。他在杂货铺做学徒，常见矿工进出井口时疲惫的身影。两人同在萍乡中学读书，又参加校内的互助活动，很快走到了一起。谈论最多的，不是个人前程，而是如何让工人摆脱压迫。
1924年底，张国庶和孔原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萍乡的地下组织当时力量有限，却不断通过传单、夜校等方式扩大影响。两名青年由此承担起更重的工作，开始从学生走向职业革命者。
1927年春，张国庶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孔原则留在国内，先后参与南昌、武汉一带的革命活动。两人的道路暂时分开，但彼此之间的联系并未中断。留苏约两年后，张国庶回到上海，使用“周之德”这一化名开展工作。
上海局势险恶，他需要出入不同区域，检查基层组织，联络工人，并为即将到来的斗争作准备。就在这段时期，他与纱厂女工晏碧芳结为夫妻。两人共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却共同承担着地下工作的风险。
1930年初，江西省委在九江重建，张国庶被任命为省委书记。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是沟通赣北、赣西各地力量，并配合红军在江西的军事行动。那是一份极其危险的差事，稍有疏忽，便可能牵连整个地下网络。
同年5月下旬，叛徒带领国民党武装突袭九江一处米店机关，五十多名同志被捕。张国庶和晏碧芳也未能脱身，随后被押往南昌，关进老营房。敌人起初试图以高官厚禄诱降，张国庶只回了一句：“费事。”
劝降无效后，审讯很快变成刑讯。叛徒庞云飞曾带着酒菜进入牢房，企图套取情况，却被张国庶当面斥责。敌方记录称，所谓“周之德”拒绝招供，已经不可能被策反。晏碧芳同样守口如瓶，没有泄露组织秘密。
随后，张辉瓒下令将两人处置。一个闷热的夏夜，夫妻二人被押往南昌郊外，此后再没有活着出现。由于没有公开处决手续，也没有找到遗骨，知情同志只能在有限材料中写下“疑遭秘密杀害”。
困难还不止于此。张国庶的长兄张国焘后来与党分道扬镳，这层亲属关系给材料审核带来复杂影响。一些未经核实的说法被夹进卷宗，关于张国庶是否曾经动摇、是否存在变节行为的疑问，也因此长期没有彻底澄清。
新中国成立后，烈士认定逐步展开，但张国庶的材料始终缺少关键环节。到了八十年代，萍乡编纂革命烈士资料时，他的名字仍被标注为“待考”。孔原得知此事后，立即重新查找旧档，并向程子华、杨尚昆等人了解情况。
孔原曾明确表示：“老同学是清白的。”杨尚昆查阅相关情况后指出，张国庶在上海时期一直为党工作，不能把敌特口供当作定案依据。孔原随后整理材料，向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提交说明，逐条驳斥所谓“叛变”的说法。
材料显示，关于张国庶变节的依据主要来自敌方审讯记录，彼此之间还存在矛盾，既没有同案人员的可靠证明，也没有组织方面的确认。冯文彬在材料上作出批示，认定事实清楚，应当予以平反。
1986年11月20日，江西省政府正式追认张国庶、晏碧芳为革命烈士，并补发证书，落实安葬等事宜。那个曾经使用过的化名“周之德”，也终于与张国庶的真实身份重新对应起来。烈士名册上迟到了56年的名字，至此有了明确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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