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下旬，纽约曼哈顿一处住宅内，吕正操与张学良相对而坐。吕正操带来的，不只是一封信，还有来自北京的问候与邀请。张学良没有急着说话，而是把邓颖超转交的信贴近眼前，认真看了两遍。那一刻，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家国牵挂，落在了几页纸上。
张学良于1990年获得较大程度的人身自由。那年6月，他在台北参加九十岁寿辰活动，面对亲友祝贺，却感叹自己“虚度了九十年”。这句话听来沉重，也说明他对往事始终没有真正放下。
不久，张学良赴美国探亲。在机场接受访问时，他谈到东北故乡，明确表示大陆是自己的老家，也不排除回去看看的可能。消息传到北京后，邓小平认为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探亲小事，便向中央提出，应当专门开会研究，妥善安排。
中央讨论后，形成了几项具体考虑。张学良生日在6月3日，准备在北京为他举办九十一岁寿庆；同时筹备“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沈阳张氏帅府及相关旧居、墓地，也被纳入修缮和保护的安排之中。
还有一项安排十分关键：由一位有分量、又与张学良有旧交的同志前往美国，当面转达欢迎之意。人选最终确定为吕正操。这个选择并非偶然，吕正操曾是东北军成员，受张学良赏识，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后来还担任过张学良的秘书和副官。
西安事变后，吕正操脱离东北军，参加抗日队伍，成为八路军将领。张学良得知此事后，曾评价他走对了路。多年以后，两人一个身在台湾，一个身居北京，身份和经历早已发生巨大变化，但旧日关系仍然保留着特殊分量。
邓颖超得知吕正操即将赴美，特意请他到中南海西花厅，托其带去一封亲笔信。信中提到周恩来生前常常念及张学良，也说两岸往来逐渐增多，盼望张学良夫妇在方便时回大陆，看看故土，探望亲友，或者扫墓叙旧。
这封信之所以由邓颖超出面，与张学良和周恩来的特殊交往有关。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曾代表中共中央与张学良接触。两人后来命运不同，但那段共同处理民族危机的经历，始终是彼此关系中无法绕开的部分。
吕正操5月23日从北京出发，抵达旧金山时，张学良已经前往纽约。他随后赶往纽约，在贝祖贻夫人的住所见到张学良。寒暄过后，两人请其他人暂时离开，单独谈了约一个小时。
张学良对吕正操说，自己当然想回去，但时机还没有成熟。一旦行动，可能牵动两方面关系，他不愿因为个人问题使局面变得复杂。几天后，两人再次长谈，吕正操向他说明大陆方面关于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的政策设想。
张学良听完后表示，自己过去做的正是希望中国能够走向统一的事情。即使年事已高，只要国家需要，他仍愿意尽力。话说得很平静，却表明他并未把自己完全看成一个与政治和历史无关的老人。
6月2日，张学良写信回复邓颖超，感谢中央的关怀，并表示自己长期寄居台湾，无时无刻不思念故乡，只要有合适机会，一定愿意踏上故土。这封信没有给出具体日期，却把态度写得十分清楚：愿望存在，阻力也同样存在。
关于他后来为何没有成行，外界曾出现不少说法。有传闻称，他是因为不愿与日本方面的访问安排相遇，也有人把原因归结为赵一荻反对。可是从现有材料看，这些解释都过于简单。赵一荻本人同样思念故乡，身体状况和长途旅行的风险，才是她担忧的重要原因。
更大的障碍，来自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张学良虽然获得出境探亲的空间，但并不等于可以完全自主决定行程。他清楚自己仍受到多重因素牵制，因此在关键时刻表现得格外谨慎。有人劝他借赴美之机直接回大陆，他却担心此举会令承诺和关系难以交代。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曾写信劝友人不要感情用事，还引用“万事由天莫强求”的诗句。他并非没有机会，也不是没有动过念头，只是在真正需要作出选择时，始终把政治后果、夫人身体和各方关系放在一起衡量。
1991年的那次会面，距离他真正回到故乡只差一步，却也让人看见了历史人物晚年选择的复杂性。对于张学良而言，故乡并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而是父亲的墓地、旧日部属、东北军的记忆，以及一段始终没有彻底结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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