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失去自由。军事法庭判了他十年徒刑，旋即又被蒋介石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湖南沅陵凤凰山，是张学良幽禁生涯中一个比较典型的地点。1938年初秋，他从郴州苏仙岭被转移到这座海拔两百米的独山上。看守部署分三道关卡，层层设防。
第一道关卡是一个约160人的加强宪兵连，负责把守外围。第二道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遣的40多人便衣队，负责监督检查外围情况、查检来函来电、增设流动哨。第三道才是刘乙光的特务队，也就是贴身盯防的那一层。
特务队长刘乙光在凤凰山划定了禁区，山上前后五里为界，沅水河面以上至洲头、下至河涨洲十五里为限。张学良散步、游泳、垂钓不得超过此界限。每次出门，宪兵连在警戒线内警戒，便衣和特务在身后护卫，凤凰山上岗哨密布，许多小道上还埋了尖尖的竹钉，附近百姓不得进入凤凰山。
在沅陵的外围，还有两道屏障：一是由亲信担任的县长、乡长、保长，二是由军统派人担任的师管区联络参谋、警察局侦缉队长、邮电检查所长。层层叠叠，像一张网罩在凤凰山上。
贴身监视张学良的特务队，人数大约在30到40人之间。在沅陵凤凰山，军统派有特务队40多人驻扎在山上，以及宪兵第八团三营七连约160人。
特务队的日常运作有明确的轮值制度。内部警戒的特务分为三个班轮流值勤，实行24小时监视，并不是一直贴身跟随，而是给张学良一定的距离空间。
刘乙光规定：执行内部警戒任务的特务，白天须站在张学良住房十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则移至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在远处站岗，夜晚则移到特务们白天所站的位置放哨。
在浙江奉化雪窦山时期，看守的部署又有不同。特务队加上队长刘乙光、队附许建业在内，共有23个便衣警卫，另有20多个勤杂人员，包括厨师、工友、轿夫等。500米外的雪窦寺里驻扎了一个宪兵连。
雪窦山时期还有30多名军统特务，配备了一部电台和一辆汽车，驻在雪窦寺。少校队长刘乙光就住在招待所钱经理隔壁的房间。张学良的住所距离新竹市区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入山后会先经过一个宪兵分驻所，这就是第一段关卡。
在贵州关了八年期间，看守张学良的是一个排的宪兵和一个二十多人的特务队，日夜在那儿看守。杨虎城的关押地点，看守的宪兵和特务比张学良这边多得多。1940年戴笠亲自往息烽布置一番，便衣特务看守更加严密。
1946年11月，张学良和赵一荻被秘密从重庆转移到台湾，先在新竹县井上温泉落脚。这里四面皆山，出入只有一条路。入山后先经过一个宪兵分驻所，这是第一段关卡。继续向山里走几公里，才能看到门口竖着“井上温泉”木牌的日式木造平房。
井上温泉的日常看守由警卫排负责，排长刘乙光带领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保护”。当时有军统局、宪兵等60余名军人监控张学良。刘乙光的特务队跟着张学良走过了大陆的每一处幽禁地，到了台湾之后编制有所缩减，但核心班底没有换。
刘乙光本人从1937年起担任看守张学良的特务队队长，此后二十五年与张朝夕共处。他是黄埔四期出身，因与张相伴长达二十八年，劳苦有功，被蒋介石授予陆军少将。一个少将特务队长，带着一个不到两百人的队伍，看一个人，看了二十多年。
单从军事角度看，一百五六十人的宪兵加强连加上三四十人的特务队，这个配置不算夸张。1936年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身边的贴身卫队也只有一个排30余人。孙铭九带着100多人发动突袭，经过激战，蒋的卫队当场战死20多人，防线很快被冲开。
但张学良的软禁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这五十多年里，没有人试图组织过真正有兵力、有退路的营救行动。看守的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支队伍背后站着的，是蒋介石控制下的整个政治和军事系统。
张学良住的地方虽然偏僻，但东北军元老莫德惠、国民党将领张治中都曾前去探望，关押地点并非绝密。真正的障碍不在那不到两百人的枪口，而在那两百人背后的一整套体制。
刘乙光这个特务队长，在张学良身边待了二十五年。他的编制始终没有超过一个连的规模，但他手下的特务和宪兵，在每一处幽禁地都布下了三道以上的关卡，把一百多人的兵力用到了极限。一个人，一支不到两百人的队伍，五十多年的时间。这笔账算下来，看守者的人数从来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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