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六年夏六月，江西永新县暴雨如注，禾川暴涨，冲决田亩，漂没庐舍无算，溺死者数千人。
洪水退去后，城外深山的一座废庙里，多了一对借住的父子。
庙在深山，四无邻舍。
父亲年已七旬，挑不动担，扛不动活，整日蜷在庙中那床破被里。
儿子是个木匠，受雇于村中店铺作坊，活儿在哪里，人便住在哪里，三数日回庙一趟，给父亲送些豆粥白水。
庙门年久失修，风一吹便嘎吱作响，父子二人也没什么可被偷的东西，除了那床破被，便是几件炊具，一口铁锅，一副碗筷。
那日清晨，儿子从做工处告了半天假，翻山回庙看望父亲。
他走到庙门前，连喊数声，无人应答。
推门，门从里面拴着。
他翻过矮墙跳入院中，推开正殿的木门，日光从他身后涌进去，照见地上蜷缩的人形。
父亲倒在殿中，头颅上有铁器击打的伤痕，伤不甚重，但遍体烟熏焦烂。
地面上搁着一束残香，烧去了半截，烬灰散落。
墙阴处扔着一卷破被，是被人从床上扯下来拖到那里的。
此外，庙中一切物件都在原处，锅在灶上，碗在案头，一件没少。
儿子站在门口，手里的馒头滚落在地。
他报了官。
永新知县带仵作前来勘验。
仵作验过尸体，报说额上那道血印是条形铁器所击，但颅骨未折，不足以致命；真正致死之因，是那束香的烟火熏呛。
知县在庙中走了一圈，又走到墙阴下看了看那卷破被。
被子被拖出殿外，弃在墙根，说明窃贼曾将被子偷出，中途又扔下逃走。
可是庙中别的东西一件没丢，连灶台上的铁锅都在。
若是谋财害命，何以只偷一床破被？
知县心里有了疑影，但一时查不出头绪。
他吩咐儿子暂且将父亲掩埋，又嘱托附近村中的绅耆代为访查踪迹。
儿子用庙中那床破被裹了父亲的尸身，在庙后的山坡上掘了个浅坑，将人葬了。
他没有银钱置办棺木，没有银钱请人做法事，甚至连一块写名字的木牌都置不起。
坟头只垒了几块石头，雨水一冲，便和山坡上的乱石混在一处，再分辨不出。
一个多月过去了，案子没有进展。
然后，永新县的举人李英来了。
李英向县衙投递了一份牒文，说：儿子杀了父亲。
知县问他何以知道。
李英说，近村都在传说，那老者手里有一笔积蓄，十数缗钱，存放在一个富户家中。
儿子想取回这笔钱做娶媳妇的资费，父亲不允，父子为此争吵，有人亲眼见过。
而且父亲死后第三天，那笔钱已被儿子取回。
举报者是一位举人。
在永新这样的县城里，举人是体面人，是有功名的人，是见了知县不必跪的人。
县衙如获至宝，立刻将儿子拘拿到案。
审讯开始了。
知县问：你是否因娶妻要钱，与父亲争吵？
儿子答：是。
父亲确实存了一笔钱在富户家，我想取来娶媳妇，父亲不肯。
知县再问：那笔钱，你是否已取回？
儿子答：父亲死后第三天，取回了。
一问一答，句句属实。
可在知县眼中，这些回答拼出的是一幅完整的凶杀图景——父子为钱反目，儿子在父亲死后迅速占有了那笔钱，那么父亲之死，除了儿子所为，还能有谁？
儿子被上了大刑。
夹棍、杖责、跪链，一样一样地来。
他被打得死去活来，最终点了头，承认自己杀了父亲。
案子似乎可以结了。
一个孝子供养七旬老父，因娶妻之争动了杀心，铁器击头，香火熏呛，图的是老父手中那笔积蓄。
情节完整，动机清晰，人证——举人李英的举报——也在。
儿子被关入死牢，等待秋决。
如果没有一个窃贼多说了那一句话，这个故事到此便结束了。
那一日，县衙正在审理另一起案子。
差役押进来一个盗贼，是刚刚在别处抓获的，与本案无关。
知县讯问完毕，命人将盗贼押下去候审。
盗贼转身往外走时，目光扫过堂下跪着的儿子，愣了一下，脱口说了一句：
“你也在这里？
你父亲攒着钱不肯给人，被人杀了，如今你也要枉死了。”
堂上的人大多没有留意这句话。
一个贼的嘟囔，谁会当真？
可知县听见了。
知县叫住盗贼，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盗贼倒也干脆，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他认识那老者。
他知道老者独宿废庙，也知道老者手里有几个钱。
于是约了两三个同伙，翻墙进了庙。
他们在庙中翻箱倒柜地搜了一遍，没找到钱在哪里，只翻出一床破被，便卷了被子往外走。
就在这时，老者醒了。
老者认得他，脱口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盗贼说，他当时就慌了，怕老者把事情说出去，招呼同伙折回来。
同伙把被子丢在墙根，他操起随身携带的凿子，朝老者头上砸了一下，同伙则从香炉里抽出几炷香，点着了对着老者熏烧。
火毒攻心，老者当场毙命。
几个人翻墙逃了，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他说的凿子、香火、破被的位置、墙阴下的弃被，一一与现场勘验的细节吻合。
知县命人将盗贼的同伙一并缉拿，几人到案后供认不讳。
儿子被从死牢里提出来，当堂释放。
案子翻了。
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
儿子获释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上控李英。
《虫鸣漫录》原文用极简的笔法记录了这一笔：“后某以李诬己，几遭极刑，上控李，议褫衿。”
褫衿，革除功名。
李英的举人头衔被褫夺了。
清代律例对诬告有明文：所告实，则坐被告之人；虚，则反坐。
李英身为举人，明知案情未明，却以“近村传说”为据，主动投牒指控儿子杀父，致其被严刑逼供、九死一生。
他的动机，《虫鸣漫录》没有记载，只说“信口雌黄”。
或许是为了在乡里博一个“仗义执言”的名声，或许是受了什么人的请托，又或许只是听了几句传言便自以为洞察真相。
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的指控把一个无辜的人推到了刑场边缘，若不是那个盗贼在堂上多看了一眼、多说了一句话，儿子的坟头很快就会出现在父亲的坟旁。
李英被革了功名，在公堂上挨了板子。
举人的身份一旦失去，便与普通百姓无异。
棍棒落在他身上的时候，不知他是否想过，那个在死牢里被夹棍夹碎了骨头的木匠，承受的远不止这些。
儿子被放了出来，可他再也没有回到那座破庙。
父亲的坟在庙后山坡上，几块石头垒着，没有碑，没有名。
庙里还留着他们父子用过的那口铁锅，那副碗筷，那床被拖到墙阴下又捡回来的破被。
庙门依旧年久失修，风一吹便嘎吱作响。
儿子去了哪里，没有人记载。
《虫鸣漫录》只说他“释某而置贼于法”，然后便转向了别处。
没有写他后来的日子，没有写他是否重新找了木工活，没有写他在某个傍晚是否回到过那座破庙，坐在门槛上，看着父亲坟头方向的荒草。
他的姓名，连《虫鸣漫录》的作者也不知道。
采蘅子在记录此案时，从头到尾只用了“永新民某”三个字。
“某”，是古代笔记小说中用来替代真实姓名的常见写法，但在这里，“某”更接近一个事实：这个人在历史的档案里没有留下名字。
父亲的名字没有留下。
儿子的名字没有留下。
他们像那座破庙一样，被时间慢慢侵蚀，木梁朽了，瓦片落了，墙皮剥了，最后只剩下一片荒草覆盖的地基。
知道他们故事的人，偶尔会提起“永新那对父子”，但提起的时候，连一个称呼都叫不出来。
李英的名字倒是留下了。
举人的功名虽然被革了，但《虫鸣漫录》记下了他，永新县的档案里或许还有他被褫革的记录。
一个诬告者，反而因为诬告而留名。
而被他诬告的那对父子，一个死在庙里，一个消失在人间，连姓氏都湮没了。
《虫鸣漫录》成书于光绪三年，距离道光年间那场洪水已经过去了数十年。
采蘅子曾在江西吉水做过县令，永新与吉水同属吉安府，相距不远。
他记录此案，或许是因为案子本身离奇，或许是因为盗贼在公堂上那句脱口而出的话令人印象深刻。
但他终究没有记下那对父子的名字。
在清代江西的地方档案中，这类没有姓名的小人物比比皆是。
道光六年永新大水，溺死者数千，县志上只留下一行“溺死者数千人”，没有名单，没有身份。
那些被洪水冲垮房屋的人，那些迁入破庙的人，那些在破庙中死去的人，他们的悲欢、辛劳、恐惧和希望，都被压扁成了一个统计数字，或者一个“某”字。
儿子被释放之后，那座破庙大概很快就被人遗忘了。
深山中本就没有人去，庙里没了人烟，神像前落了灰，香炉里再没有香火。
偶尔有过路的樵夫在庙中歇脚，或许会看到灶台上一口生锈的铁锅，墙上挂着一把钝了的木工凿子，庙后山坡上几块散落的石头下面，埋着一具没有棺木的尸骨。
樵夫不会知道这些物件的主人是谁，也不会问。
他歇够了，起身走了，庙又空了。
采蘅子在《虫鸣漫录》中写下这个案子时，用的是公文的笔调：年月、地点、人物、事件、判决，条理分明。
但他没有写的是，儿子在死牢里被夹棍夹住十指时，是否想起了父亲在庙中点燃的那一炷香。
也没有写，盗贼在堂上认出他时，他抬起头来的那个瞬间，堂下的光影是什么颜色。
这些没有人知道。
历史只留下了那几句冷硬的记录：父子同居废庙中，父被杀，子被诬，贼自白，李英褫衿，某释而贼置法。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道光年间的永新县，禾川的水年复一年地流。
破庙在山中，木头慢慢朽下去，瓦片一片一片地落，直到有一年春天，一场大雨过后，庙的后墙塌了，露出了灶台，露出了那口锈穿的铁锅，露出了墙缝里夹着的一截竹签，上面还沾着紫红色的香面。
没有人来看。
没有人来收。
风把竹签吹落在草丛里，雨水泡过几个夏天，竹签裂了，散了，混进了泥土。
那座山还在，那条河还在，那个“某”字，也还在书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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