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国，其实没出过河南、山东”|大禹|孔子|山东省|山西|李零|河南省

国庆长假，许多人走向全国各地。今天的我们在“行万里路”这件事上，拥有古人难以想象的便利。但走得远，并不等于看得远。

眼前的一座山、一条河、一段残存的城墙，只有与书本中的历史相互印证，才会显露出真正的意义。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从来不是两件彼此分离的事。

清代禹之鼎《溪山行旅图卷》（局部），1700年，故宫博物院藏。

在北京大学，有一门课叫“认识中国的方法”。李零老师以“阅读中国，读懂中国”为这门课开题，从孔子的行迹、大禹的传说、九州的地标，一直讲到纵横中国的古代道路。

“认识中国的方法”部分课程海报

他所提示的，正是一种认识中国的方法：既要读文献，也要看考古材料，更要走进中国的山河与历史现场。

孔子究竟走了多远

提起孔子，人们很容易想到“周游列国”四个字，仿佛他曾经走遍大半个中国。但李零老师提醒我们，孔子“周游了半天，就没出过河南、山东”，他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山东西部和河南一带。

从濮阳卫国到定陶曹国，从曹国到宋国到商丘，然后到了新郑，从新郑去了淮阳，从淮阳到了上蔡，从上蔡到了叶县，大致就是孔子周游列国的路线。

孔子周游列国路线图徐州文庙

后人常常希望孔子到过自己的家乡。山西有“回车岭”的传说，说孔子到了太行山，见山路过于险要，便折返而去；江苏人也愿意相信，孔子既然到了山东，应该顺路去过江苏。

但在李零老师看来，这些更多是后人的想象。孔子曾经打算渡过黄河前往晋国，希望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最终却没有成行。后来他又想去楚国，走到叶县便停下了脚步，再未继续南下。

这条并不算漫长的路线，也让我们看到春秋的空间尺度。那时真正的大国是晋国和楚国，孔子的选择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旅行，而是与当时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所谓“周游列国”，不能只当成一个笼统的文化典故；把孔子的行迹落实到地图上，他的经历、处境以及那个时代的天下，才会变得具体起来。

明代《孔子燕居像》，曲阜孔子博物馆藏。孔子的真实行迹远比后人想象的范围有限。

山河怎样塑造历史中国

认识中国，首先要理解中国古代的空间模式。李零老师从“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古老传说讲起：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触不周山，造成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

今天来看，中国的地势正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基本格局。胡焕庸线的西北一侧面积大、人口少，东南一侧面积小、人口多；这条线又与气候分布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体重合。人们常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从人口分布来看，人其实也是“往低处走”的。

李零老师指出，古人把这种空间模式表达为一个阴阳图。阴阳图是从宋儒陈抟传下来的所谓太极图。他把西北画成黑的，东南画成白的。阴阳二气，来回旋转。过去我们认为阴阳图是宋代才有的。但是陕北汉代的陶罐上面，已经有像阴阳鱼的图了。

东汉建初四年朱提造作双鱼铜洗

宜宾市博物院藏

这种西北与东南的差异，不仅影响人们在哪里生活，也深刻参与了中国历史的形成。司马迁说：“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李零认为，这句话对于理解中国历史非常重要。辛亥之后，山河破碎，中国的再统一，最后还是从西北统一东南，再次应了司马迁的话。

三代王都多半在黄河沿线。有趣的是，越是胡骑南下，首都越往北移，最后移到北京。宋以后，北方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多以北京为首都。南方最有可能成为首都的就是南京，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胡骑南下、衣冠南渡”的局面，凡是在南京建都，六朝金粉、太平天国、民国，最后都长不了。

山川并非历史故事背后静止的布景。只有把历史重新放回山河之间，我们才可能理解许多看似偶然的兴亡变化。

苏秉琦先生的《三岔口图》手稿，现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图中以Y字形呈现北方新石器文化向山西汇聚的路线。

大禹走过的地方为什么叫禹迹

古人用“九州”理解中国。大禹治水在《禹贡》里被描写成是从龙门口，就是现在山西的河津市——黄河突然变得开阔的龙门口——为起点。

大禹治理黄河的水患，治理长江的水患，按冀、兖、青、徐、扬、荆、豫、雍、梁这样转一个圈，这一大圈，恰好跟古代的本部十八省大体相当，也就是我们早期的“中国”概念里最主要的核心部分。这是用一个传说的形式来描写中国。

《禹迹图》，1137年刻石，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图中以方格和水系呈现古人对中国空间的认识。

现在黄河晋陕峡谷的陕西这一面修了沿黄公路，可以从风陵渡一直开车到府谷去，黄河就是从这个地方忽然变得开阔。

中华文明也是一个两河文明。埃及是一河文明，印度是两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是两河文明，欧洲也是两河文明。欧洲两河文明是莱茵河和多瑙河。中国除了黄河和长江以外，还加上两条水，就是济水和淮河。这四条大河古人特别重视，因为有一个标准是这四条大河都是独流入海，它们有自己的源头，而且最后汇进海里。但是我们今天的黄河已经不是原来的黄河故道了，原来黄河故道是从天津附近入海的，后来它就夺了济水的河道，现在从山东的东营市入海，所以现在的黄河河道实际上是济水的河道，济南实际上已经变成“河南”了。

大禹本来似乎应该是一个北方传说，但南方人同样认同它。四川有大禹出生的传说，安徽有大禹会合诸侯的故事，绍兴则有会稽和大禹陵，浙江的越人也把自己说成夏人的后代。王国维曾经注意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人们都说自己生活在禹迹之内。这意味着，大禹治水不只是一个关于洪水的故事，也是一种共同的空间认同。

黄河龙门古渡

这种认同并非到汉代才突然出现。东周时期的秦公簋、叔夷钟镈铭文中，山东人和陕西宝鸡一带的秦人都说自己住在禹迹；年代更早的青铜器铭文中，保利博物馆收藏的豳公盨讲“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不同地区拥有各自的传统和源头，却又汇入共同的历史叙述。

李零老师借用“河源唯远”的说法解释这种关系：每条河都有自己的源头，众多支流又可以汇成一条大河，承认共同的源头，并不意味着否认各自的来处。

“三纵三横”之中藏着王朝兴亡

李零老师把古代中国的交通格局概括为“三纵三横”。横向可以看到长城、黄河和长江，也可以看到沿渭河、黄河向东延伸的周道；纵向则有西部的秦直道与蜀道、中部贯穿山西并通往洛阳和荆州的道路，以及大致沿太行山东侧、接近今天京广线的南北通道。

除了横道，中国古代还有几条重要的南北纵道。最西边的是秦始皇后来打通的秦直道，就是从包头一直到咸阳的这条道，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纵道。然后从宝鸡或者西安到四川，那条就是李白曾经歌咏过的蜀道，那么蜀道连上秦直道，就是在最西边的一条南北大通道。

夏、商、周三大地理板块示意图。三代不仅是先后相继的时间序列，也可以被理解为三个相互作用的地理板块。

中间这条道就是从大同，我们今天的同蒲线，如果加上晋东南地区日本人曾经修的白晋铁路，那么它也是一个倒Y字形的这样一条通道，同蒲线去风陵渡，那是去陕西的路。白晋铁路经过河南的沁阳市，这个就到洛阳，去两个最重要的都城。这是一个南北的通道。

这条道路再向南延伸，便是从洛阳去楚国、去荆州的“夏路”。之所以叫“夏路”，是因为晋南豫西，也就是山西南部和河南西北部一带，正是古代夏文化的重要区域。夏路沿线设置了许多屏障，用来阻止楚人北上问鼎。楚国若想进入中原，必须从荆州到襄樊，再经南阳向北推进，一步步打开周人设置的防线，才有可能接近洛阳。关羽大意失荆州以后，等于失去了继续向北发展的通道。杜甫在诗中所写的“便下襄阳向洛阳”，描写的也是这条从荆州经过襄阳通往洛阳的道路。

更靠东还有一条重要纵道，从今天的北京一带向南延伸，经过中原，通往湖北的盘龙城，大致与后来的平汉路、今天的京广线重合。盘龙城是商文化向南发展的重要据点。过去人们一说到商，往往首先想到安阳，但郑州商城、武汉盘龙城等遗址说明，商文化的分布远比安阳一地广阔。一些西方汉学家曾用“二里岗帝国”这个说法，概括以郑州商城、盘龙城为代表的广阔文化范围。

盘龙城遗址

李零老师为什么特别强调这几条纵道？因为它们同时也是夏、商、周三代的交通线：西边是周人的道路，中间经过夏人的地域，东边则连接商人的文化板块。张光直先生曾经提醒人们，不要只把夏、商、周理解为前后相继的三个时代，还应该把它们看作三个大的地理板块。所谓“三代”，既是一种纵向的时间关系，也是一种横向的空间布局。

周人取得天下，就是沿着这些道路逐步推进：先在陕西立足，再向黄河以南和山西等地发展，最后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人。后来秦人的扩张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周人的路线。秦从宝鸡一带出发，进入关中，再突破潼关、函谷关，控制山西和河南西部，才获得继续向东发展的可能。

古代道路并未完全消失，只是常常被现代交通遮蔽。今天的高速公路尽量取直，遇山穿隧道而过；真正的古道却往往顺着河谷和低地延伸。我们乘车疾驰时，可能很快越过了一座山，却也因此错过了历史曾经通过的那一道道山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