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献研究
作者：牛建强 著
ISBN：978-7-5732-2319-7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9月
作者简介
牛建强，1963年生。河南孟州市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前言
文献是一切过往记录或信息的载体，其内涵极为广泛，既可以是古代典籍，也可以是现代文献，本书中的“文献”定位于古代文献。由于学科的细化，对包含传统史籍在内的多种类文献的研究，往往被当作文献学科的专属。其实，对于成熟的学者而言，史料始终是最本质的基础，就像做饭需要食材一样。因此，在利用重要文献之前，对其撰者、成书过程、内容结构、抄刻流传等作全面考察和批评，乃应有之义和自然过程。只有这样，方能判断文献之深层价值和利用其有用资料。
本书共收录15篇论文。从篇幅上看，长篇、短什皆有。其对文献本体的研究，以解决问题为旨归，对涉及较为宏大的对象，篇幅自多；而那些较为具体问题的解决，笔墨自少，故不以篇幅长短为轩轾标准。
从研究所涉文献归属看，依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既涉及史部中的编年类，在明朝的书目中，但凡官方纂修的当代史书，常超越通常的史部分类、被归入当时冠之以“国史”的类型之中，如关于明初《大明日历》和《皇明宝训》的研究。又关联史部中的传记类、史评类和地理类，前者如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的研究，中者如对作为明神宗幼龄阶段的教科书《帝鉴图说》的研究，后者如嘉靖年间与湖广郧阳抚治相关且具方志性质的《郧台志》的研究。除史部外，论文所探讨文献多归属于子部文献。这是研究地域史、社会史的重要取资。随着历史学科新兴分支的发展和社会科学对史学的影响，这些材料逐渐显示出优越性。子部文献既有农家类，如对明初在灾荒多发的河南，由位处开封的藩府周王在野菜移植、试验的基础上所编《救荒本草》的研究。又有子部中的小说家类，如对明中期黄暐《蓬轩类记》的研究。过去的小说概念与现在有异，泛指那些笔记杂记之类。而也有一些已接近现代小说意义但未完全情节化、仍保留浓重古典叙事风貌的文献，如明后期出现的《杜骗新书》即是。各种骗局令人眼花，这种社会现象是在江南市镇兴起、货币经济发展和市民阶层壮大的背景下相伴而生的。从文献的表达风格来看，《新书》可以理直气壮地列入子部中的小说家类。对于作为小说家类的笔记小说，历史学家、文献学家谢国桢先生给予高度评价，并据此撰写诸多论著。因此，本集中收入对他关注笔记资料价值、拓展传统史料范围的研究一文。为了更全面了解谢先生的生平及其对明清文献研究的贡献，连带将所编年谱附录该文之后。
从论文的具体属性看，既有单体探讨，也有类属研究。单体书籍已如上列，而就类属文献的研究需作一交代。类属文献的粗分，大体包括具体文献、日文文献、满语文献、现实文学和民间文献。就具体运用而言，有建文朝史籍的纂修历程、日本德川幕府风说书对清初情势的关注、作为非汉语的满语档案的利用，以及民间文献的利用呈现等。需要说明的是，本书附录收入的关于清代河南西北部地域社会研究一文，虽属专题研究性质，但它反映了我的学术转向和对地域社会研究的关注，其中运用了多年田野调研所获的多类型民间文献，借此透露出正在开展的明清河南西北部地域社会研究的微息。
因前言体例限制，自不容多赘。上面仅就收入本集论文的归属和内容作了粗描，相关联的内容将在《后记》中补充和延伸。
目录 前言 艺海珠尘本《明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相关问题考实 明初《大明日历》与《皇明宝训》的纂修 明代中后期建文朝史籍纂修考述《救荒本草》三题 明人黄暐《蓬轩类纪》相关问题考释 从《帝鉴图说》看16世纪末的中国帝政 嘉靖《郧台志》之主纂者为叶照而非叶熙 从风说书看日本德川幕府对清朝情势的关注 满汉材料结合研究方法探例：Kingfu译名考 满档翻译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明代文学作品的社会史研究价值 晚明短篇世情小说集《杜骗新书》版本考 广域的史料观念：谢国桢对明清笔记小说价值之认识 附录 明清文献研究附录谢国桢先生年谱 清代河南西北部地方事务中的国家、村落和宗族 论文初出一览 后记 后记
某个阶段对自己论题相近的成果结集出版有它的价值，对自己而言是个总结，对他人来说也便参阅和批评。不同时期期刊刊发论文的格式不一，若以书籍形式再现，则须在技术上对文献注释格式作统一规范，补上文献的有关参数，如权威版本和页码等。在不改变原有观点的基础上，对个别表述作适当润改，使其更加流畅；对新发现的重要材料以脚注形式添加，以为辅助佐证。总之，新的结集已不是原本的简单复制，而是在有限范围内的可能提升。加上《前言》和《后记》的提示，可使某些问题的立意更加突显，或能发挥导读的作用。
《前言》已对所收论文的整体情况作了交代，下面拟对类属性文献作些补充说明。20世纪90年代对明建文朝史籍纂修的研究，不是明代中后期不同阶段的史籍纂修的简单勾勒，而是和当时政治生态的变化息息相关。政治环境和史籍编纂之间的关系可谓互为表里。这样，论文本身就超越了仅是史料研究的属性，而具有了政治史的某些特征。由于较早触及此论题和较成体系的研究，对国内和台湾地区同论题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的确定产生了启发作用。
满语档案的利用是新时代清史研究水平提升的新的要求。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不懂满语就不能作清史研究。有些研究议题和满语关联不大，而在大一统的国度里汉语圈毕竟是主导性的，基于此，不会满语也不大妨碍我们的研究。然在涉及清前期边疆、民族、皇室管理、中外交涉等议题时，掌握满语显然具有工具优势。我的满语学习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跟随东北师大明清史研究所刘厚生教授学习的。那时学习语言的条件很差，没有电脑，也没有现在便捷的网络和丰富的数据资源，所以诸如《清文虚字指南编》《满汉六部成语》等常用工具不得不亲自手抄。因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作过满档翻译实习的缘故，得以结识满文档案专家屈六生先生。经他的牵线，购买了馆内复制的李延基编的重要工具书《清文汇书》。此外，“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的《御制增订清文鉴》《满蒙汉三体清文鉴》也是可以查检的。立足以上满语工具书，和刘老师一起编成国内新时期的首部《简明满汉辞典》，1988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编辑此书依循的原则是，非作为纯粹语言工具书，而是服务于满档翻译的直接目的，重点凝聚在“简明”和“实用”二词，因此部头并不算大。迄今，尽管我的研究重心发生了转移，满语利用的机会不多，但我仍在搜集日本和欧洲公藏单位不时披露的满文工具书和文学作品，有时见到满文资料时仍情不自禁地呢喃而语。将满汉资料结合研究，在满档翻译中应注意哪些事项，本人虽未作大量体验，但仍能从收入的相关论文中窥见我初学时的大胆尝试和自觉总结的努力。
对日本德川幕府风说资料的关注，得益于日本皇学馆大学上野秀治教授的启发。从2007年到次年我在该校高访，上野先生是我的合作导师。他擅长日本中世文书的研究，还出版了多种有关日本近畿地区三重县桑名地方的文书集。在他的“文书演习”的课堂上，我还亲沐了他对日本文书中草书的解读方法。至今我还珍藏着他送给我的贵重的日本草书辞典。由于日本在中近世时期对中国书法文化的深度吸纳，在草书的写法上，两国之间是相通的，因而可以互鉴。此外，当我遇到有关中日比较的一些问题时，还不时通过电子邮件向他请教，他也很有耐心地在查检有关资料之后给予细致解答。巧合的是，在2019年底新冠疫情暴发前，我在上野先生的母校学习院大学访问。借着他回母校参会的机会，我们又在东京重逢。德川幕府于明最后四十年前建立，延续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与清朝时期大体一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日交流达到了新高度。清康熙二十年代收复台湾后，国家采用海洋开放政策，大量清商奔赴日本长崎贸易。德川幕府为了有针对地处理好与清朝的地缘政治关系，通过唐通事对赴崎清商质询清朝有关政治等方面的情报，作成书面报告，通过长崎奉行向幕府汇报。现在可看到的集中汇编便是林氏父子所编辑的《华夷变态》。因这些情报系风闻得来，故这些文书被称为风说书。研究此期之中日关系，除了掌握己方材料外，作为参照系的“他者”的日方资料也是极为重要的。遇到类似的特殊领域，懂得彼此的史料，即可为构建相对客观的历史认知增大可能。
民间文献类属资料，包括碑刻、契约、族谱、酬俗书、蒙书、地方医书等多元类型，内容复杂、细腻、丰富，与地方官府纂修的方志以及其他官修材料参伍结合，相济为用，是解读和阐释中国近世时期大一统郡县体制下地域社会运行的基础载体。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明清以降的历史时段。无论从地域社会研究本身着眼，还是从寻求历史研究方法变革的路径出发，对这类材料的价值作如何的估量都不为过。从近二十年来这种类属资料运用更加普及的趋势看，这种学术潮流的走向是可以预见和期待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导师李洵先生指导下开展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当时已开始关注碑刻、墓志和族谱资料，并在作为明代人口流动类型之一的明前期政府移民的章节中加以利用。只是限于当时条件和信息，在数量上远赶不上现在的规模，然彼时确已具备了利用此类材料的明确意识。当历史的脚步踏入新世纪后，我的研究视角和重点发生了转换，开始由原来的明代社会的宏观研究转向对明清河南西北部地域社会的中微观关注。这种转向有其内在逻辑，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是区域研究实现科学化和深化的必然路径。在宏大的整体史下关注中微观的局部地域，通过近世社会典型区域研究，发现其运行细部和社会迁移诸表现，以及跨区域间和区域内之差异所在，才能验证、校正、充实和深化原有的宏观认知和为整体史构建贡献参照。在这种认识的引领下，20多年来持之以恒，韧性前行，在书房和田野之间穿梭，获得了包括上述各种类型的大量资料积累。一时期有一时期之学问，有新材料才会有新问题。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这类民间文献资料“家族”的价值是浸入骨髓认知的驱使。相信在厚实积累的基础上潜心研究，成果自然可期，见解自有新意。在国家高度包裹和左右地方社会的这种郡县政治体制下，欲在想象中寻找脱离国家制约的地方或者夸大地方的作用的看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应当突破“国家—地方”二元结构的简单化认识，超越把区域史仅看作区域史的狭隘理解，将之上升到解剖近世中国社会的有效途径的高度。
上述思考是围绕收入本书中论文所作的展开和延伸。这些看法来自我多年研究的认知，未必成熟，只是肤浅，重在引玉。由于各种事务丛集，加上自己的惰性和眼疾的困扰，延宕了本书的推出，好在得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吴长青先生的理解和包容；责任编辑姚明辉博士高度负责，精心编校，使稿子的质量更有保证，在兹深表谢意。
牛建强
2025年8月8日于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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