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纪实：两代编辑，一代真实|小说|文学|纪实|译文|读者|非虚构

七月的旧金山独立书店，八月的上海书展，我们都能见到中外读者等着和自己喜欢的非虚构写作者线下见面的场景。他们当中有背着双肩包的在校生，好奇扎十一惹昔日的寨子生活和如今的湾区学业；也有朴素害羞的中年人，只想对写出《我在北京送快递》的胡安焉说句“谢谢”。

当互联网时代人与人的关系愈发虚拟，越来越多的心声和想法等着表达和被世界听见，我们前所未有地期待非虚构创作，需要一种“和自己有关的真实”——两位来自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张吉人（“译文纪实”系列）和普照（“第一人称”系列），正在中国出版业探索这份属于当下的真实。

（左）张吉人 “译文纪实”系列编辑

（右）普照 “第一人称”系列编辑

在决定把彼得·海斯勒（何伟）的书引进中国时，张吉人心里不太有底。那是2011年，他已经在上海译文做了多年编辑，书架上九成以上都是经典名著译作。毕竟在几代读者心目中，“译文”的品牌约等于“外国文学标杆”，要另开非虚构的门类，即便会保留文学性，也需要一定勇气——但张吉人想试试。

他没想到《寻路中国》和《江城》会大火。一名美利坚记者，一双外来的眼睛，却把中国读者习以为常的生活重新打量了一遍。那些我们熟视无睹的细节，在他笔下忽然变得新鲜甚至动人。“不输给小说”的非虚构作品因此进入中国出版业和大众视野。

2013年，张吉人顺势创立了国内第一套非虚构丛书品牌“译文纪实”，口号是“用故事，进入真实”。从何伟、梅英东、张彤禾等“外国人写中国”，到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无缘社会》《女性贫困》《老后破产》，再到“看不见的美国”系列，非虚构文本逐渐成为人文社科对“现场观察”和“未来参照”的一面镜子。“那时候在纪录片里无法用画面展现的，很多都是用文字手记下来，做成书，反响挺好。”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系列

“看不见的美国”系列

但这些大多是引进版，张吉人想做原创，却一直搁浅。原因很简单：找不到足够多能写的人。直到2018年，他做了“译文纪实”系列中第一部由本土作家书写当代中国的作品——袁凌的《生死课》。调查记者出身的袁凌，记录下自己在成长经历、采访调查或公益探访中遇见的关于生与死的故事，以及形形色色的普通人面对死生无常的态度。

“袁凌是成熟作家，在我们合作前，他已经在别的出版社出过书，”张吉人说，“我把它当成一个信号：‘译文纪实’也做原创，好的稿子可以投过来。”此后，“译文纪实”又签下杨素秋的《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一个大学老师去挂职，在地下室建图书馆，以此为切口观察中国基层社会的阅读生态——口碑和市场双丰收，入选豆瓣年度图书，更拿下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

如果说“译文纪实”聚焦的更多是社会议题驱动的特稿式非虚构，那么，2024年普照推出的“第一人称”书系，最大的特点在于从一开始就定位于文学视角、自传书写，让叙事话语权回到“人”和“我”本身，让更多年轻读者来关注更具原生特质的非虚构。

这个系列中，《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出版不满一年加印八次；《我是职校生》把话筒递给“被误解”的年轻人，他们的故事经转述又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关注；最近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增订版更是非虚构写作的现象级企划，简体中文版售出超二十万册，版权输出二十国和地区，让更多读者体会到“世事流转，我在现场”的触动。

十多年过去，“译文纪实”成册一百七十余本，“第一人称”书系新设立一年，亦获得海内外媒体大量关注。两代编辑，一个在引进的坐标系里搭建非虚构的版图，一个在原创的土壤里寻找新声音。这场相遇，本身就是一场中国出版业关于“真实”的接力。

“中国是非虚构写作的一座富矿。”张吉人几年前说过这句话。这句话的另一面是，矿藏丰富开采难。在他看来，非虚构作品编辑的核心挑战，是如何把一个人的专业、认知、经验转化成大众能接受的叙事。

审校书稿也是编辑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

张吉人不排斥“素人写作”这个说法，但他强调了“非虚构”选题的三条重要标准：问题意识、信息差、故事性。“好的非虚构作者需要有媒体训练、调查能力和长篇叙事驾驭力，而大部分投稿的‘素人’对写一本书毫无概念——不会结构，不会取舍，甚至不会判断自己写的东西值不值得写。作家出版社的《低处飞行》获得鲁迅文学奖后，越来越多的‘素人’也想着把自己的日常和心情记录下来成册。但作为编辑，首先要读过足够多优秀作品，才能判断什么是好故事。”

普照的思路则几乎不提“素人”这个概念，因为他最看重的是“文学质素”——抛开编辑身份做回读者，在海量的帖子和公众号文章里挖掘宝藏作者，感受文字面孔的独特与辨识度。

普照发现胡安焉是在豆瓣。“当时读到《我在物流公司上夜班的一年》，加了关注，和他做了一年多‘友邻’。后来读到《在上海打工的回忆》，脑子里浮现出一本书的模糊形态，确定这个人能写一本书。”等约稿时，已有至少三家出版方找过胡安焉。“我们发微信，每条都像写信那么长。”

又比如扎十一惹那篇《大专课堂上老师教我们洗澡》被热议后，他观察了近一年半，梳理出她的自传脉络——乡村童年、母亲亲友、城乡流动——2023年底发起约稿，历经十个月往复交流，才确定文本框架。“一篇五千字的文章，你能看到一个人的语感、节奏、看待自己生活的方式……但这个判断过程漫长且无法批量复制，我一年也只能发现几个，那一刻是编辑的心流。”

普照说，现在大众传播层面有一种常见的误读，会将“素人写作”等同于非虚构写作。事实上，“素人”指向身份，而“非虚构”指向文本，两者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胡安焉在《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前就写了十二年小说。他读卡佛、塞林格，有自己的文学取向，在文学论坛“黑蓝”上泡了很多年。在普照心里，与其说他是一个“拿起笔的快递员”，不如说他是一个“碰巧做过快递员的写作者”。那种文字的克制、对节奏的控制、看待生活的方式，是人生经历和书写积淀长久之后才可能拥有的。

“素人”标签之所以流行，是大众传播的内在要求包含了用标签来概括现象，大众接受的面向也自然习惯以标签理解作者。标签简化了复杂的东西，使其易于被理解，却也让人忽略了创作者背后长达十几年的准备、出版编辑对文学性的判断和坚持，以及文本本身是否经得起推敲的核心问题。张吉人觉得“素人”需要培养的时间和空间，普照认为遇到那一刻的写作特质，只有“好”与“不够好”的区别，但两代编辑面对“素人”标签的不同态度也提醒了我们：真正重要的并非写作者“是什么身份”，而是他们“有没有被看见的可能”。

《我在北京送快递》的版权输出二十多国后，普照一直在想：一个中国快递员的故事，为何能引发全球共鸣？英国《卫报》的书评写道：“这本书‘不是关于一个遥远国度的异域叙事’，它写的是‘工作如何主宰生活，经济压力如何塑造人的轨迹’——这是全球性的议题。”甚至有60岁的华裔女企业家在小红书上分享读英文版的感受，从自己起落的经历出发来理解这本书。

就像你想象中的那样，出版社的办公室里总是有那么多书

在普照的“编辑判断三角”准则里，“理想读者”十分重要。“我想要打动的第一波读者通常是有公共意识的文学读者，可能是在媒体任职的人、特稿记者或其他内容领域的传播者。我在评估选题内容时，假想如果能触动到他们的兴趣，传播的第一步就达成了；我摘取大众读者的好评放在旧版《我在北京送快递》的腰封背面，那是从几千上万条短评里筛出来的五条，至少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声音，像‘当小人物拿起笔，整个世界都敞开了’，‘谢谢你把我们的经历写出来’……有影响力的人认可并传递下去，会逐渐影响到其他不同领域的人；当不同行业、背景的人都能看到这本书，就形成更广泛的传播链。”

“非虚构热”，很大程度上映照出读者目光的“回撤”。张吉人感受到的变化是：这几年国内读者对本土原创的需求大增，“希望看到用中国故事、中国语言、中国视角去谈论普遍性话题。你在这个时代和背景下，就要做这个阶段该做的东西。”

所以，他想做让读者觉得跟自己有关的书。从何伟的中国自驾到扶霞的四川美食，从《纽约客》专栏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讨论埃博拉的《血疫》，到人大毕业生李梓新留学归来写下《出潮入海》……非虚构文学作品在技术加速的时代成了“记录真实”的自留地。

现在，张吉人把目光放得更远。“译文纪实”已开始尝试另一种路径：让海外华人来写外国。目前已在策划的包括写美国、泰国华人移民的作品，用中文写华人在异国的生活与历史，逐步实现从“外国人看中国”到“中国人写外国”的视野拓展。他希望未来三到五年内，“译文纪实”的原创品种占到三成，理想状态是五五开。

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做出版要有长期思维，真正能持续创造价值的，不是一两年就被人忘记的爆款，而是那些能卖十几年、几十年的书。张吉人反复强调国内“非虚构写作”的生态需要培养：一是作者来源需要拓宽，不只是特稿职业记者，还有文学爱好者等；二是国内需要完善的文学经纪模式，给作者脱产创作的空间和保障。这些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送外卖的也好，工厂女工也好，卡车司机也好，皮村走出来的人也好，一开始粗糙没关系，慢慢磨。”而那些在粗粝中依然保有的尊严感，或许正是非虚构文学作品真正打动人的原因。

胡安焉说他通过写作找到了自我价值。而张吉人和普照两代编辑所做的，正是为这种价值提供土壤：一个用十几年时间把非虚构引入中国读者视野，一个深耕“讲述自己”的原创叙事作品，让更多提笔书写生活的普通人借由书写个人经历，更清楚地认识到“我是谁”，并让陌生读者们试着重新理解生活的多面和丰富。未来，世界仍会期待真实的“中国故事”，而讲好这样的故事，只需一个愿意倾听的编辑，以及一个终于开口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