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重庆飞往延安的航班在江西兴国梅窖附近失事，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人遇难。消息传到延安时，正值国共谈判艰难、全面内战阴影逼近之际。对中共而言，这不只是一场空难，更像是尚未开战便失去了一批重要骨干。
叶挺的名字，早已和北伐战争联系在一起。1926年，他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上，在汀泗桥、贺胜桥等战斗中声名鹊起，“铁军”称号由此传开。后来，这支部队的传统和骨干，成为人民军队发展中的重要源流。
抗日战争时期，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后，他被扣押多年，抗战胜利后才获释。1946年，他准备前往延安，飞机却在途中坠毁，年仅50岁。有人曾作过推测：若叶挺没有离世，凭借早年的战功、在新四军中的地位以及党内外影响，1955年评定军衔时，具备进入元帅序列的可能。
这只是历史推演，并非正式结论。但叶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既是北伐名将，也是人民军队早期的重要创建者，若以资历、战功和历史影响综合衡量，确实很难绕开他的名字。
叶挺遇难后不久，另一位善于机动作战的将领也因病离世。1946年6月21日，罗炳辉在山东临沂病逝，终年49岁。他长期转战于复杂地形，尤其重视部队的灵活性和突然性，所部曾以徒步奔袭能力强而被称作“双脚骑兵”。
罗炳辉并不以声势显赫著称，却十分懂得如何把有限兵力用到关键处。第三次反“围剿”期间，他率部穿插迂回，常常避开敌军锋芒，再寻找薄弱处出击。这样的指挥风格，谈不上华丽，却很适合革命战争中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的实际环境。
遗憾的是，长期艰苦生活和战争劳顿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若罗炳辉能够活到解放战争后期，凭其资历和战场表现，进入1955年大将评定范围，并非没有依据。
同年7月21日，延安又传来噩耗，关向应病逝，年仅44岁。抗战时期，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政委，与贺龙长期搭档。师长负责军事指挥，政委抓组织建设和政治工作，两人的配合，使第一二〇师既能打仗，也能在根据地扎下根来。
关向应并不是只在会议上作部署的人。部队扩编、干部培养、群众工作、根据地建设，都留下了他的心血。贺龙后来曾对身边人说：“向应同志走了，损失太大。”这句话，反映的不是一般的战友情谊，而是一个成熟军事集体失去重要支柱后的现实困难。
如果按照1955年授衔时对资历、职务和战功的综合考量，关向应很可能进入大将行列。叶挺、罗炳辉、关向应三人，一个因空难，一个因疾病，均未能走到那次授衔时刻。
1946年的损失并不止于这三位。3月9日，曾在东北抗日战场上有突出表现的李兆麟，在哈尔滨被暗杀，年仅36岁。抗战胜利后，他参与东北地区的接收和建设，正准备把多年积累的经验用于新的斗争，却突然倒在枪口之下。
李兆麟的牺牲发生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前，却同样说明东北局势的险恶。抗战结束并不等于安定到来，地方政权、交通线、部队整编和社会治安，都处在剧烈碰撞之中。
战场上的牺牲来得更直接。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谢祥军，在1946年12月涟水保卫战中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2岁。涟水地处苏北要地，攻守双方投入兵力较多，战斗异常激烈。谢祥军的离去，使一名正处在上升期的年轻指挥员定格在战火之中。
黄世德的牺牲，则发生在湖北蕲春。1946年9月，他在战斗中阵亡，年仅32岁。抗战时期，他曾率部在四望山、童司牌、大法寺等地同日伪军作战，积累了丰富的地方作战经验。抗战胜利后，原本应该承担更重任务，却没有等来更大的舞台。
10月15日，中原野战军第七纵队第十九旅旅长吴大明在章逢集战斗中牺牲，35岁。此前的定陶战役中，他所部曾参与围歼小杨湖之敌，为重创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发挥了作用。战斗打出来的威望，往往需要多年积累；而吴大明的军事生涯，却在这一年突然中断。
七个人，经历各不相同：有人死于飞机失事，有人倒在病榻，有人遭到暗杀，也有人牺牲在前线。他们的共同点，不是都拥有同样的职务，而是在人民军队力量尚未占优时，承担过关键岗位，积累过难以替代的指挥和组织经验。1946年留下的，不只是伤亡数字，还有一批未能继续参与后续历史进程的将领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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