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贵州金沙后山乡的山路上，红军队伍正在转移，钱壮飞却在一次侦察途中与部队失去联系。这个曾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传递绝密情报、为中央机关争取生机的人，就此没有再回来。

关于他的死，民间长期流传着“被人毒害”的说法。不过，结合后来披露的调查材料来看，所谓“毒害”并非下毒，而是指被当地恶徒谋害。真正让人震惊的地方在于：钱壮飞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也不是牺牲于正面战斗，而是在深山中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劫杀。

钱壮飞早年学过医学，也接触过戏剧和无线电技术。那个年代，懂技术、能办事，还能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冷静的人并不多。他后来进入国民党中统系统工作，担任徐恩曾身边的机要人员，接触到大量密码电报和内部文件。

这份工作危险至极。表面上，他是徐恩曾信任的助手；暗地里，却把重要情报设法送往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每一封电报、每一次传递，都可能牵动许多人的生死。钱壮飞必须把自己藏在最熟悉的身份里，稍有疏忽，便可能暴露。

1931年4月，南京的一次夜间值守，改变了中共中央的命运。钱壮飞截获并译出了从武汉发来的紧急电报，得知顾顺章被捕并已经叛变。顾顺章熟悉中央特科的组织情况，也掌握周恩来等人的活动地点。一旦消息传递不及时，上海的中央机关很可能遭到突然袭击。

钱壮飞立即设法把情报送往上海。接报后，地下组织迅速转移人员，销毁文件，改变联络方式。等特务赶到，原有地点已经人去楼空。这个行动保存了中央机关的骨干力量，也让钱壮飞在南京的身份彻底无法继续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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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根据地后，他不再是坐在电报机旁的机要人员，而要面对长途行军、饥饿、疾病和崎岖山路。钱壮飞出生于1896年，1935年时不到四十岁，但长期的地下工作和艰苦环境，已经使他的身体承受了很大压力。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在贵州一带不断转移。钱壮飞奉命外出侦察，携带的物品具体是什么，公开材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可以确定的是，他离开队伍后进入山地，随后失去踪迹。部队当时正处在紧张转移之中，不可能长时间停留搜寻，一个重要线索由此中断。

多年以后，贵州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钱壮飞曾遇到一名叫黎丛山的地方恶徒。对方见他穿着呢子衣物，又背着包裹，便起了抢夺之心。山路偏僻，周围无人，黎丛山趁行走之际从背后下手，将钱壮飞推下山崖，随后取走衣物和随身物品。

这段经过听来简短，却解释了许多疑问。钱壮飞为何突然失踪？为何没有留下明确战斗痕迹？为何多年搜寻始终没有结果？如果确是因财物而遭杀害，那么他的牺牲便与复杂的特务斗争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发生在一次极其偶然的山路相遇中。

当年有人猜测，钱壮飞可能掉队，也有人相信他奉命进入了新的秘密战线。周恩来长期不愿轻易断定这位老战友已经牺牲，因为隐蔽战线人员的身份特殊，失去联络并不等于立即确认死亡。这个判断，也使真相被推迟了很久。

1985年，金沙县有关方面清理历史案件时，获得了黎丛山曾经杀人的线索。此时的黎丛山已经病重，临近生命终点，才断断续续说出当年的经过，并指认了大致地点。当地人员随后进山查找，在乱石和土层下发现了遗骸及衣物残片。

五十年风雨侵蚀，现场早已面目全非。调查人员只能结合遗骸位置、衣物特征、历史行军路线以及老红军回忆进行核对。经过相关程序，遗骸被认定为钱壮飞。1986年，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长期悬而未决的失踪之谜才有了明确答案。

钱壮飞一生中最惊险的工作，是在敌方情报系统内部传递消息；他的死亡却发生在无人注意的山路上。这样的反差并不神秘，正是战争年代的真实面貌：重大历史转折，可能由一封电报推动；一个人的生命，也可能在片刻之间被荒僻山岭吞没。

关于“被毒害”的说法，不能脱离材料随意坐实。现有叙述更接近于谋财害命，而非投毒。真正可以确认的，是钱壮飞在1935年长征途中失踪，遗骸于半个世纪后被发现，并最终得到烈士身份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