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北京，徐向前主持红四方面军历史资料整理工作时，一个副主任人选引起了老同志的强烈反应。这个人就是周纯全。争议并不在能力，也不在资历，而在二十多年前那段始终没有被遗忘的旧事。

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不能只靠几位将领的回忆拼接。鄂豫皖时期的战斗命令、川陕根据地的军政文件，以及老战士的口述，都需要反复核对。徐向前担任编委会主任，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周纯全被列为副主任，反对声却很快传到了组织那里。

有人担心，涉及肃反的内容一旦由周纯全参与整理，难免引起家属和老同志的不满。也有人认为，编写这段历史，必须让曾经身处其中的人参加，不能因为个人经历就把关键材料排除在外。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事情一度变得十分棘手。

争议的根子，要追溯到1932年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当时，张国焘在党政军系统内推动严厉审查，许多干部和战士受到牵连。周纯全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系统的重要负责人，徐向前则负责军事指挥。两人的工作位置很近，承担的责任却并不相同。

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当时在根据地从事妇女工作，后来被列入审查对象并遭到处置。有关执行名单和具体责任，长期成为红四方面军老同志心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周纯全后来作过检讨，承认自己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没有能够阻止错误继续扩大。

这段关系，并不是一句“误会”可以解释清楚的。徐向前在前线指挥作战，得知情况后曾试图交涉，但军事任务和组织环境使许多事情无法挽回。周纯全也明白，个人服从命令并不能抹去造成的后果。正因为如此，1959年的任命才触动了许多人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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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报到徐向前那里时，他没有回避这桩旧案。据传，他的态度很明确：“这不是私人恩怨，组织已经有过结论。编史要看材料，不能让个人感情压住事实。”对于旁人的担忧，他还表示：“我没那么小心眼。”

这句话并非替周纯全开脱。徐向前十分清楚，历史责任不能因为时间过去就自动消失；但编写战史同样不能凭着好恶取舍人物。若只留下功劳，不写错误，战史就会变成单薄的战绩汇编，后人也无法理解当年根据地为何会付出那样沉重的代价。

任命确定后，周纯全承担了不少具体工作。他整理旧档案，寻找作战手令、会议记录和部队调动材料，还参与走访老战士。有些文件纸张已经发黄，字迹模糊，日期和地点常常需要几份材料相互印证。遇到争论时，他并不只凭记忆说话，而是把保存下来的原件拿出来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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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过程中，最费工夫的往往不是大战役，而是一个日期、一支部队的行进路线，甚至一份命令究竟由谁签发。黄安、苏家埠等战斗的经过，需要同鄂豫皖时期的军政背景联系起来；红四方面军后来转战川陕，也不能只写胜负，还要交代部队编制、后勤条件和指挥变化。

徐向前审阅稿件时，对涉及肃反的章节格外谨慎。他要求事实不能轻描淡写，也不能把未经核实的传闻写成定论。该保留的材料要保留，有错误的地方要改正，证据不足的说法则不能强行落笔。这样的处理，既是对牺牲者负责，也是对参加过那段历史的人负责。

周纯全在工作中很少主动谈及程训宣。有人回忆，他晚年曾表示，自己对那件事始终有欠缺，既欠一个交代，也欠一句道歉。徐向前与他后来多为公事往来，很少单独谈论旧案。两个人都知道，沉默并不等于遗忘，只是许多话已经无法改变结果。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周纯全曾经处在政治工作的核心位置，他掌握的材料反而具有特殊价值。他知道哪些命令来自何处，哪些决定经过怎样的层层传达，也清楚一些口述回忆为何会出现偏差。让他参与，不是对旧事的抹平，而是把历史的复杂面保留下来。

数年整理之后，红四方面军的相关战史形成较为完整的文字成果。书稿中既有战斗胜利，也写到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既记录将领的指挥，也呈现普通干部和战士所承受的压力。徐向前与周纯全之间的旧事，没有成为回避历史的理由，反而促使编写者更重视证据和责任。

1975年，周纯全因病去世。徐向前后来谈到编史工作时，仍强调史书不能缺页。对那一代人而言，缺页并不只是少写几段文字，而可能意味着一个人的牺牲、一支部队的命运，以及一个时代曾经犯下的沉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