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山西忻口，傅作义率部与日军激战。这里没有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整齐番号，参战者却来自晋绥军、中央军以及其他地方部队。战况最紧张时，地域之分被暂时放下，能不能守住阵地，成了唯一标准。
所谓“八大地方军”，并不是当时正式颁布的固定名单，而是后人对抗战前后几支重要地方武装的概括。它们包括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桂军、粤军、滇军、晋绥军和湘军。各军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许多将领后来调入中央军，部队番号也屡有变化。
东北军的底子，是奉系军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主力被迫撤入关内，这段经历留下了复杂的历史烙印。抗战爆发后，于学忠率部参加华北作战，马占山在东北坚持抗日，黄显声则组织义勇力量继续斗争。
王铁汉曾在江桥抗战中率部抵抗日军，江桥战斗发生于1931年11月，虽然规模有限，却成为东北军抗战记忆中的重要一页。周福成等人也在后续作战中继续带兵。东北军的特点，是将领多有旧军经历，却并未因部队改编而退出抗战舞台。
西北军的影响更为广泛。冯玉祥麾下的旧部，经过中原大战和多次整编，分化为多个系统，但其中不少将领后来成为正面战场的骨干。宋哲元、佟麟阁、赵登禹守卫北平，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殉国，孙连仲则在台儿庄战役中担负重要任务。
1937年7月，南苑失守时，佟麟阁、赵登禹先后战死。两人的部队主要来自第二十九军，而第二十九军正是西北军余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自忠一度承受舆论压力，后来以战场上的行动洗刷疑云，1940年5月在宜城南瓜店附近牺牲。
川军出川较晚，却承担了极其沉重的作战任务。刘湘在抗战初期推动川军出兵，川军将士大批奔赴华东、华中和西北战场。王铭章守卫滕县，1938年3月壮烈殉国；李家钰、饶国华、许国璋等人，也先后战死或牺牲于抗日战场。
川军装备并不优良，补给条件也十分困难。很多士兵穿着草鞋上前线，武器杂旧，训练水平参差不齐。可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和后来的各战区，川军始终保持较高参战规模。“无川不成军”之说，正是在这种长期消耗中形成的。
桂军的名将密度很高。李宗仁、白崇禧长期主持广西军政，部队以训练严格、行动果断著称。1938年春，桂军参加台儿庄战役，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参与战区指挥。此役取得胜利，与多支部队共同作战有关，并非一军之功。
桂军后来又参加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等重要行动。1939年冬，日军进攻南宁，昆仑关战役爆发，桂南部队和中央军协同作战，日军第五师团一部遭到重创。廖磊、李品仙、夏威、张淦、阚维雍等将领，均在不同阶段承担过关键指挥任务。
粤军内部派系较多，张发奎、陈济棠、陈铭枢等人各有系统，统一程度不如桂军。不过，粤军将领的战场表现并不逊色。薛岳在长沙会战中组织防御，三次长沙会战分别发生于1939年冬至1942年初；张发奎、蒋光鼐、蔡廷锴、余汉谋等人，也长期活跃在抗战前线。
滇军人数相对有限，却拥有较好的装备基础。卢汉、曾泽生率部参加滇西缅北作战，唐淮源、寸性奇则在山西战场牺牲。1942年5月，唐淮源在山西中条山战事失利后自尽殉国，寸性奇亦战死。曾泽生后来率部参加远征军作战，部队战斗力受到重视。
晋绥军长期经营山西，傅作义、商震、徐永昌等人都是其中的重要将领。忻口会战中，晋绥军承担了防守任务；1938年冬，傅作义又在绥远组织包头、绥西等地的作战。阎锡山的部队内部问题不少，但不能因此抹去许多官兵在正面战场上的牺牲。
湘军的情况较特殊。民国时期的湘军并非一支始终统一的军队，唐生智、何键、刘建绪、程潜等人各有部属。抗战初期，湘军将领参与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和长沙防务。程潜后来主持第六战区等地区的军事事务，何键旧部也有多人投入抗战。
若只看名将数量，西北军和粤军都很突出；若看部队整合、战役表现和指挥层级，桂军更占优势。桂军并非没有失利，也不能把台儿庄的功劳全部归于桂系，但李宗仁、白崇禧及其麾下将领在多次大会战中表现稳定，这也是许多研究者将桂军视为抗战时期地方军中质量较高者的重要原因。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