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元年三月十三日早上八点，沈阳城破的消息传到浑河南岸。一万名从虎皮驿赶来的南方兵停住了脚步。
他们本来是来救沈阳的。从辽阳出发时接到的命令是急行军北上，增援沈阳城。走到半路，探马回报：沈阳已经陷落了。带兵的几个将领凑在一起开了个会，商量要不要撤回辽阳。会开完，一致决定：不撤，打。
这支一万人的队伍，由三部分组成。三千石柱白杆兵，四川土司秦良玉带出来的山地步兵，手持白杆长矛，身穿双层棉铁复合甲，专克骑兵。四千酉阳土司兵，从重庆酉阳调来的少数民族武装。三千浙兵，戚继光留下来的戚家军余部，用的是鸳鸯阵和三段击火器战术，是大明最后一批职业化火器步兵。
努尔哈赤刚拿下沈阳，就收到探报：浑河两岸出现明军。他亲率八旗主力扑过来。
白杆兵渡河北岸列阵，背靠河水，断了退路。戚家军留在南岸，布战车、架火炮，隔河做远程支援。
后金前锋红甲精锐骑兵直冲川军营垒。白杆兵结成密集长枪方阵，前排蹲身压低枪杆，用枪钩勾砍马腿，后排直立举矛，长矛自下而上突刺。八旗骑兵冲上来，人马接连被戳翻，落地的士兵立刻被川军短刀砍死。三轮冲锋，三次被击溃。落马者两三千人，多名中层将官阵亡。
这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从未有过的败绩。《三朝辽事实录》里巡按张铨的奏疏写得很清楚：“虏以铁骑四面扑攻，诸将奋勇撕杀，贼落马者二三千人。贼却而复前，如是者三。”
努尔哈赤震怒，把亲军正黄旗、镶黄旗全部压上去，四面围困。还是打不动。
这时候，一个降金的明将出了个毒计。李永芳，原明朝抚顺守将，投降后成了努尔哈赤的女婿，封“抚顺额驸”，专门负责策反明军。他让人把沈阳城里缴获的明军大炮推到前线，强迫被俘的明军炮手开炮，轰击浑河北岸的川军阵地。
炮火把川军阵型炸开了缺口，八旗铁骑趁势冲入肉搏。川军指挥秦邦屏、周敦吉战死，四千白杆兵几乎无一生还。
努尔哈赤趁胜渡河，扑向南岸的戚家军。戚家军战车环列，鸟铳、虎蹲炮分层排布，八旗骑兵每次冲到车前就成片倒地。努尔哈赤下令各旗不计伤亡，分批冲锋，拿命消耗戚家军的弹药。
双方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从辽阳赶来的援军到了。
朱万良、李秉诚、姜弼，三个总兵，带着三万辽东骑兵，驻扎在距离战场只有十几里的白塔铺。他们知道川兵已经全部战死，知道戚家军正在跟努尔哈赤苦战。他们不动。全程远远观望，一兵不发。
皇太极派了少量骑兵过去试探。三万辽骑还没交手，看见后金军过来，当即溃散，一路逃回辽阳。把戚家军卖了。
黄昏时分，戚家军弹尽粮绝。火器打不响了，八旗军推倒战车冲进来。戚金命全军结成鸳鸯阵，藤牌、腰刀、短矛配合，跟重甲八旗近战。几万八旗一拥而上，三千戚家军全部战死，一百二十多名将校无一人投降。戚金战死前，主将童仲揆想跑，被他拦住，两人一起死在阵中。
这场仗打了一天一夜。后金阵亡四五千人，受伤上万。浑河两岸的尸体堵住了水流。
这是明军对后金杀伤最惨重的一战，也是大明南方精锐最后的高光。
但问题来了。这支一万人的精锐，为什么要跑到浑河边上去送死？
三个月前，熊廷弼还在辽东经略的位置上。他在辽东搞的是“猥琐发育”，修城、屯粮、练兵、固守，不打无准备之仗。努尔哈赤忌惮他，不敢轻举妄动。
但朝堂上有人看他不顺眼。熊廷弼是楚党出身，东林党排挤他。东林党喜欢一个叫袁应泰的人。袁应泰是陕西凤翔人，进士出身，做内政是一把好手。他在临漳做知县时自掏俸禄修水利，自己家六年没吃肉，修了四十里漳水长堤。在淮徐遇到大饥荒，他挪用军饷开粥厂救饥民，被弹劾后称病辞官。名声极好，朝野上下都说他是清官、能臣。
东林党高层觉得，辽东流民溃兵遍地，需要休养生息。熊廷弼做事太狠，会激化矛盾。换袁应泰去施仁政，才能稳定辽东。
袁应泰上任之后，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废除熊廷弼的严苛军法，将士劫掠、避战从轻发落。军纪立刻散漫。
第二件，改变熊廷弼的防守策略，主张出兵收复抚顺，把兵力分散到外围各个小据点，停止城防修缮。
第三件，也是要命的一件。
当时小冰河期，辽东边墙外的蒙古诸部遭遇大饥荒，几万蒙古饥民请求入塞避难。袁应泰说了一句话：“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不救他们，他们就会投靠后金，等于给敌人添兵。
他下令打开沈阳、辽阳的城门，把几万蒙古饥民安置在城内和关厢，跟百姓杂居，按月发粮。
熊廷弼在任时反复警告过：蒙古人中间混杂着大量后金间谍，绝不可以准许他们入城。袁应泰不听。
结果努尔哈赤派了大量细作扮作蒙古难民，混进了沈阳和辽阳两座大城，潜伏下来做内应。
三月初十，努尔哈赤倾巢出动，六万八旗精锐离开赫图阿拉，扑向沈阳。沈阳守军原本有两万八千人，被袁应泰分兵到外围据点后只剩一万八。城里已经埋伏了三千名准备策应的奸细。
三月十三日，八旗军进攻沈阳。总兵贺世贤嗜酒如命，当天早上喝了很多烈酒，看见后金骑兵势弱，不听劝阻，带一千多亲信出城迎战。后金骑兵诈逃，把他引到空旷地带，八旗精锐四面杀出。贺世贤带着残兵往西门溃退，城内的蒙古奸细突然发难，一部分冲上城墙砍杀明军、推倒火炮，另一部分冲到内门外门，斩断吊桥绳索，打开东门。后金军从东门涌入。两个小时，沈阳陷落。
努尔哈赤进城后，对拒不剃发的军民展开屠杀，七万人死在城里，浑河浮尸遮蔽水流，河水染成赤红。
沈阳被围时，袁应泰坐镇辽阳，急令虎皮驿的一万川浙兵北上救援，同时派三万辽骑从辽阳出发。川浙兵到了浑河边，沈阳已经没了。他们选择留下战斗。三万辽骑到了白塔铺，选择远远看着。
打完浑河，努尔哈赤休整三天，渡河攻辽阳。辽阳城周长二十四里，城墙高大包砖，城外三道引水壕沟，城头密布重型火炮。熊廷弼在任时大规模加固过，看起来很难打。
袁应泰守了三天。
他犯了同样的错误。后金强渡太子河时，外围明军一哄而散，纷纷逃回城内，大量蒙古奸细又跟着溃兵混进了辽阳。城内已经埋伏了五百到一千名奸细。
三月十八日，奸细在营房、粮仓四处放火，向城下八旗抛掷纸条，写明各段城墙守军人数、火炮位置、换班时间。袁应泰拿这些奸细毫无办法。十九日总攻，奸细冲上西侧城墙砍杀守军，混入小西门斩断吊桥绳索，放后金军进城。城破，三万明军被杀，五千百姓死亡。
袁应泰整理好全套经略官服，佩戴官印登上辽阳东城镇远楼。他对随从说，自己胡乱修改熊廷弼防务、自作聪明招降蒙古人，以致混入大量奸细，葬送了辽东。对着京师方向叩首，自缢身亡。
距离熊廷弼离职，不过五个月。
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动。东林核心、内阁首辅刘一燝当众承认：“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朝廷赶紧把熊廷弼找回来，官复原职，赐尚方宝剑，节制山海关内外所有兵马钱粮。
但同时又提拔了一个叫王化贞的人当广宁巡抚，来“制衡”熊廷弼。
王化贞是资深东林党人，座师是东林领袖叶向高。他手里握着关外十三万主力，有单独奏事、便宜行事的权力。熊廷弼名义上是经略，实际能指挥的只有五千弱兵。他发下去的调兵、布防文书，王化贞一概扔一边。有事直接找兵部尚书张鹤鸣，张鹤鸣也直接回复王化贞。熊廷弼被架空了。
王化贞为什么这么自信？他相信两件事。第一，蒙古炒花部会发十万骑兵助战，一举收复辽阳。第二，他策反了李永芳，李永芳会在后金内部做内应，大军一到就开门献城。
李永芳就是那个在浑河用大炮轰川军的人。他回信说“身在虏营心在汉，只待巡抚大兵渡河即反戈”。王化贞信了。
熊廷弼说，李永芳是明朝第一个献城投降的边将，努尔哈赤把宗室之女嫁给他，这人专职策反明军，怎么可能被你收买？他上疏警告：“请停遣密使渡河，专力缮河防、简士卒，毋以虚内应误大计。”没人听。
天启二年正月，努尔哈赤率五万八旗渡冰河，直逼西平堡。王化贞派两万援军，心腹孙得功随军。孙得功早就被李永芳收买了，跟努尔哈赤订了密约。两军刚接战，孙得功在后军大喊“兵败了”，带着骑兵掉头就跑，冲散明军阵型。两万援军几乎全部阵亡。西平堡守将罗一贵自刎。孙得功转头回广宁，散布流言说后金大军屠城在即，城内大乱。王化贞还在公署里处理文书，亲兵闯进来说兵变了，他吓得带几名家丁开南门骑马就跑。
十三万将士的统帅，跑了。
孙得功轻松拿下广宁，开城迎努尔哈赤入城。
熊廷弼带五千援军从山海关赶来，走到闾阳驿，撞上逃命的王化贞。熊廷弼问他：“你不是说李永芳是心腹内应，可一举平复辽阳吗？现在十三万人马一朝溃散，李永芳在哪里？内应又在哪里？”
王化贞垂手而立，说不出话。
熊廷弼判断关外主力已溃，残兵守不住锦州宁远，下令焚毁辽西粮仓军械，护送百姓撤回山海关，放弃整个辽西。
广宁陷落的消息传回北京，朝廷将熊廷弼和王化贞一并下狱。兵部尚书张鹤鸣为了自保，咬死广宁陷落是“经抚不和”导致的，把责任往熊廷弼身上推。东林党失势，齐楚浙三党合流到魏忠贤名下，给熊廷弼罗织了一条“行贿东林”的罪名，说他拿四万两银子贿赂杨涟、左光斗。
天启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熊廷弼被押到北京西市。行刑前，他不肯下跪，厉声高呼：“三方策在，辽事岂至此乎！”刽子手一刀砍下人头，尸体丢弃荒野，首级封入木笼，沿驿道传示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辽东九边各镇。每到一处，总兵集合全军将士当众展示，宣读罪状。
当首级送到辽东时，大批老兵和百姓不顾将官呵斥，跪地痛哭。他们说，拼命守疆的人落得传首示众，以后谁还肯为朝廷死战。
熊廷弼死后，家产抄没，妻子被关押羞辱，长子悲愤自刎，女儿呕血而死。
浑河岸边那些白杆兵和戚家军的血还没干透，熊廷弼的人头就传遍了九边。一万南方精锐死在浑河，是因为三万辽骑站在十几里外看着。熊廷弼死在西市，是因为东林党要排挤楚党，阉党要震慑朝野。袁应泰丢了辽东，是因为高层觉得熊廷弼“管理太狠”，需要一个“仁厚”的人去施仁政。
打胜仗的人被自己人看着死，能守城的人被自己人推出去杀。浑河之战不是输给八旗的，是输给白塔铺那三万按兵不动的骑兵的。辽阳不是丢给努尔哈赤的，是丢给那些坐在北京城里拍脑袋做决定的读书人的。
浑河两岸，白杆兵和戚家军拼到最后一个人，他们以为身后是辽阳，是朝廷，是大明。他们不知道，身后站着的人，早就把他们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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