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二年（1852年），长沙城南天心阁一带，十六岁的田兴恕还是个刚入伍不久的年轻兵丁。太平军逼近城下，守军面对地道攻城的威胁，他主动出城查探，又参与挖掘反向地道，试图破坏对方的攻城部署。一个贫寒少年由此进入战场，也开始了此后以勇悍闻名的一生。
田兴恕，湖南镇筸人，也就是今天的凤凰一带。家境窘迫，父亲早逝，母亲靠替绿营兵缝补浆洗养家。他小时候割草、打柴、放牛，日子过得艰难。后来参军，并非出身显赫，也谈不上有什么人脉，战场上的胆量和机敏，才是他立足的本钱。
当时清军旧有的八旗、绿营已难以应对太平军，湖南团练逐渐扩充，湘军也在这样的危局中兴起。田兴恕几次冒险出战，得到湖南巡抚骆秉章注意，随后回乡招募镇筸子弟，组建虎威营。这支队伍后来被称作“筸军”，兵员多来自湘西，作战时讲求近身冲击，纪律和战斗力都颇受湘军倚重。
有意思的是，田兴恕早年声名的建立，靠的不是一场单独的大胜，而是一连串高风险的差事。长沙防御战中，他曾带人探查太平军地道；其后又参加夜间袭营，队伍伤亡惨重，他凭借水性脱险。这样的经历，在军中很容易被传扬，也让上级相信他敢于领兵冲锋。
真正让田兴恕的部队受到重视的，是宝庆之战。1852年，石达开率太平军进攻湖南宝庆，清军守城压力极大。田兴恕所部承担城南防守，与来军反复交战。宝庆城一旦失守，湖南腹地将更加动荡，湘军后方也会受到冲击，因此这场战事牵动的不只是城池得失。
城外围攻持续多时，守军一度陷入困境。田兴恕据守要地，组织部下苦战，援军刘长佑、李续宜等人赶到后，清军内外夹击，太平军撤退。田兴恕因战功升迁，后来又转战江西等地。此役确实提升了他的声望，但石达开的败退有多方面原因，不能简单说成一支部队单独决定了战局。
此后，田兴恕所部逐渐扩充，他本人也接连升职。清廷任命他掌贵州军务，兼领巡抚事务，年轻时便成为一省军政要员。对于一个出身贫寒的湘西武人来说，这是战功带来的骤升；但权位越高，承担的政治责任也越重。
麻烦出在他处理教案的方式上。19世纪中叶，外国传教活动在内地扩展，条约特权又使地方官府处置涉外纠纷时格外被动。贵州青岩、开州先后发生民众与教会人员冲突，田兴恕采取强硬手段，造成教会人员死伤，其中开州案的处置尤为严酷。朝廷面对法国方面的交涉与压力，不得不追究责任。
这不是一桩可以轻描淡写的“惩治洋人”故事。地方冲突背后有民教矛盾、条约纠纷和官府处置失当，而田兴恕以严刑解决问题，给清廷带来严重外交危机。1865年，清廷将他发往新疆，革去权位，曾经凭军功走到高位的将领，就此离开贵州政坛。
他的仕途转折，也显出晚清权力结构的窘迫：朝廷需要曾国藩、左宗棠一类地方军事力量平定内乱，却又担心地方将领坐大；面对列强施压，又缺少自主处置的余地。田兴恕既是清廷倚重的战将，也是被外交危机牵连的地方大员。他的遭际并非单纯的个人性情所致。
田兴恕后来获准回到原籍，1877年病逝，年约四十一岁。父亲曾以战功维护清朝统治，儿子走上的却是另一条道路。长子田应全参与辛亥革命后凤凰光复的筹划；次子田应诏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担任敢死队队长，后来参加攻取南京雨花台的战斗，南京光复后任第二十旅旅长。
这对父子的经历，最鲜明之处不只是立场相反。田兴恕依靠湘军崛起，所效力的是清廷；田应诏身处清末革命浪潮，投向的是推翻帝制的队伍。时代变了，军人所面对的政治目标也变了。一个曾为王朝守城，一个后来参与攻城，田家的命运因此与清朝由盛转衰的局势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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