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郎看起来衣着破旧，肩上挑着杂货，走街串巷的样子并不稀奇。可常大娘留意到，他卖东西时很少询价，也不急着成交，反倒总往各家院里张望，尤其关注村中有没有陌生人进出。
常大娘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乡村妇女。抗战开始后，她长期为八路军传递消息、掩护人员，懂得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必须装糊涂。货郎走近时，她手里还在挑拣刚收下来的红枣，神色没有明显变化。
“老嫂子，村里最近来过什么生人吗？”货郎故意把话说得漫不经心。
常大娘低着头答道：“俺成天忙家里的活，哪顾得上村口的事。”
这番问答看似寻常，却让她心里有了判断。货郎离开后，她立即回屋，将情况告诉肖华等人。几个人明白，接头地点恐怕已经暴露，必须马上转移。
屋外很快传来狗叫和杂乱脚步声。日军已经进村，并且封锁了几条出路。常大娘带着众人摸向后墙，可肖华撤到院外时，敌人已经逼近，继续突围很可能把整户人家都拖进危险之中。
院中恰好晒着一大片红枣。那是常大娘一家准备留作口粮、再拿一部分换取粮食的收成，枣堆足有半人多高。她当机立断，让肖华藏进去，自己和儿子重新整理枣堆，把中间挖出的空隙严严实实盖住。
“无论听见什么，都不要出声。”她压低声音叮嘱。
肖华钻进枣堆后，常大娘坐在一旁做针线活，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和平日没有区别。很快，大门被踹开，几名日军带着那个货郎闯入院内。他们翻箱倒柜，查看屋角、灶台和墙边，甚至用刺刀向可疑处试探。
枣堆也没有被放过。一名士兵走过去，用刀柄敲了敲表面，见没有异常，便随手抓了几颗红枣。尝过之后，他似乎觉得味道不错，竟命人把整堆枣搬走。
这一下，真正的危险来了。
枣堆一旦被搬动，肖华必然暴露。常大娘赶忙拦在前面，哭诉这些枣是全家的口粮，不能被拿走。她说得越急，越像一个只在乎收成的乡村妇人。日军不理会她，几个人已经开始动手装运。
院外忽然传来砖墙倒塌的响声。常大娘的大儿子早已领会母亲的意思，故意在后墙制造动静，又沿着熟悉的道路向后山跑去。灰尘、脚步和树枝折断的声音接连传来，听上去像有人趁乱逃走。
日军立刻改变目标，丢下手中的枣筐，带人追出院子。那个货郎也跟了出去，生怕错过立功的机会。院中重新安静下来后，常大娘没有马上行动，而是等到脚步声远去，才快步走到枣堆旁。
肖华从里面出来时，身上沾满枣叶和尘土。常大娘指向后门，示意他沿着小路撤离。后山地形复杂，枣树林和沟坎相连，熟悉道路的人很容易甩开追兵。肖华没有停留，迅速消失在山林之间。
日军追了一阵，没能抓到人，只得返回。那堆红枣最终还是被他们带走了。常大娘保住了八路军干部，却失去了家中一季收成。这种取舍，在当时的敌后村庄并不罕见，许多百姓都是用粮食、房屋，甚至家人的安危，为抗战人员争取一线生机。
这件小事的意义，不只在于一次巧妙藏身。敌后斗争没有固定战场，锅灶旁、枣树下、村口小路，都可能成为情报传递和人员转移的关键位置。常大娘能够临危不乱，靠的是长期积累的警觉，也靠一家人彼此配合。
此后，她仍为八路军打听消息、掩护往来人员。家人熟悉山路，便负责引路和传递信件；院墙、柴房和后山小道，也逐渐成为紧急撤离时可以利用的掩护。她没有留下多少豪言壮语，留下的是一桩桩实实在在的选择：该开门时开门，该沉默时沉默，该把脚印藏进枣堆时，绝不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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