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17日，河北枣强县大师友村附近，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被日军包围。枪声刚停，他负伤倒地，身边只剩下越来越近的马蹄声。谁也没有想到，一名穿伪军军装的人，会在这时悄悄握住他的手腕。
那只手很有力。
刘志坚原本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把身上的文件逐一撕碎，能够说明身份的纸条也没有留下，随后将妻子刘莱瑛的照片和一块怀表埋进土里。手枪顶住太阳穴时，枪却出了故障。
子弹卡住了。
日军很快追到，把他团团围住。刘志坚清楚，自己一旦被带走，身份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他盯着靠近的日军军官，准备夺枪拼死一搏。
就在这时，那名伪军突然按住了他的手。
“别动，我会想办法救你。”
刘志坚回头看去，只觉得这张脸似乎在哪里见过，却一时想不起姓名。对方没有多说，只是朝他轻轻使了个眼色。日军士兵随即上前，将刘志坚捆了起来。
押送途中，那名伪军又靠近一步，压低声音说：“刘主任，您放心，我一定设法把消息送出去。”
这句话让刘志坚心头一震。对方不仅认识自己，还知道他的职务。更细的一幕也被他看在眼里：自己掉在地上的一只棉鞋，被那名伪军迅速藏了起来。
棉鞋成了信物。
当时的冀南，正处于极端艰苦的阶段。日军为了切断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在华北平原频繁实施“清剿”和“清野”，并调集大量日伪军进攻根据地。村庄、道路、集市，都可能变成监视和搜捕的地点。
刘志坚此次前往六分区，是为了传达军区工作部署，并组织干部到大师友村开会。消息泄露后，日军提前设伏。17日凌晨，他带领一个骑兵班赶到村庄，发现敌情后立即转移，却还是撞进了包围圈。
敌人一百多人，带着机枪等武器；刘志坚身边只有十几名干部和战士。突围时，他让战士们先走，自己留在后面掩护。眼看队伍已经冲出缺口，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腿。
他从马上摔下。
伤势使他无法继续奔跑，但他没有向敌人屈服。那支失灵的手枪，反倒让他暂时避过了立即牺牲的结局。被捕后，日军连夜对他审讯，试图从他的口中套出军区番号和干部情况。
刘志坚没有承认真实身份。他故意摆出“既然瞒不住，便说实话”的样子，告诉日军自己只是一个团级干部，而且还是副职。这个说法既显得像是被逼无奈，又避开了政治部主任这一关键身份。
日军军官没有完全相信，却认为从他身上还能挖出更多东西，决定第二天把他送往枣强县城进一步审问。
与此同时，那名伪军找到了机会，悄悄离开据点，连夜向冀南军区方向赶去。天亮前，他抵达八路军驻地。哨兵看到他的装束，立即举枪喝问。
“同志，我是自己人，有重要情报！”
经过搜身和盘问，他才被带到司令员陈再道面前。此人原是六分区二十团团长徐绍恩的警卫员，回家探亲时被日军抓走，强迫编入伪军队伍。他一直在寻找脱身机会，恰好得知了刘志坚被押解的消息。
他没有空手而来。
那只刘志坚遗落的棉鞋，被他郑重地交到陈再道手中。他说明，刘志坚还活着，日军将在第二天把人押往枣强县城，必须立即设法营救。
陈再道当即把情报上报。刘伯承得知后，明确要求不惜代价抢回刘志坚。军区当时兵力分散，能够迅速调动的部队并不充裕，营救行动既要快，还必须准确掌握敌人的行进路线。
正在这时，六分区二十团副团长楚大明带着两个连来到军区领取棉衣。陈再道没有让他久等，直接把情况说明。
楚大明听完，只说了一句：“人一定要救回来。”
营救队伍没有摆出大规模进攻的架势，而是选择在日军车队必经的道路上设伏。天还没亮，战士们便分散隐蔽，有人伪装成挑柴的百姓，有人埋伏在道路两侧，等候押解车辆出现。
车队进入伏击圈后，几名扛柴的战士突然把木柴抛到路中央，车辆被迫停下。楚大明抓住这一瞬间，先击毙司机，随后带队冲击。日军仓促迎战，车上的刘志坚也成了双方争夺的核心。
战士纪志明率先冲到车旁，用身体护住刘志坚，一边压制敌人，一边掩护战友登车。道路狭窄，战斗持续时间并不长，日军很快被击溃，刘志坚被成功救出。
脱险后，他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伤势上，而是反复询问参加营救的战士。那名伪军也重新回到部队，恢复了原有身份。对刘志坚来说，棉鞋不仅证明了情报来源，更记录着一次在敌阵中的冒险选择。
1955年，刘志坚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后来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曾打趣地提起这段经历，称他是“从法场上抢出来的刘跛子”。刘志坚听后只是笑着说，没有战友冒险营救，自己很难活着走出那座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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