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北京的一处院落里，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登门探望叶剑英。此行没有复杂的礼节，也不是例行公事，他只是想亲眼看看这位阔别多年的老首长，确认对方的身体状况。
此前，叶剑英因身体原因减少公开活动，中央也对有关工作作出相应安排。消息传开后，许多老战友心里牵挂。电话里的回答，往往只能让人稍稍放心，真正见上一面，才算把悬着的心放下来。
门打开时，叶剑英认出了吴富善。两人多年未见，却没有太多生疏。吴富善打量着叶剑英，发现老首长虽然年事已高，精神仍然不错，谈吐清楚，思路依旧敏捷。这个细节，让他一路上的担忧减轻了许多。
他们没有急着谈眼前的事情，而是从几十年前的吉安说起。那时，吴富善还在当地从事工人运动，叶剑英则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两人的身份不同，所处位置也不一样，但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却在许多地方不谋而合。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叶剑英进入江西吉安。新编第二师的部队成分复杂，既有旧军队人员，也有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军官和士兵。叶剑英接手后，着手整顿纪律、加强训练，并提出“不爱钱、爱百姓、不怕死”的要求。
这句话听起来朴素，放在当时却很有分量。军队能不能站稳脚跟，不只取决于枪械和人数，也要看官兵如何对待百姓。叶剑英在部队中推行的做法，使吴富善对这位师长留下了深刻印象。
吴富善当时担任吉安县青工学徒联合会副委员长兼武装自卫队队长，负责组织工人和青年开展活动。地方局势变化很快，军队内部的矛盾，也逐渐同社会上的政治冲突交织在一起。叶剑英虽身在国民革命军序列，却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旧式军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随即公开反蒋，表明自己反对的是背叛革命的政治路线，而不是因为个人得失。蒋介石此前曾试图拉拢他，甚至考虑让他担任更重要的军事职务，但叶剑英没有接受。
有意思的是，叶剑英当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身居国民党军队要职的人，能够在关键处拒绝权力诱惑，靠的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对革命方向已经形成了清醒判断。
叶剑英离开吉安后，二师中的左派军官继续谋划行动。1927年5月，吉安爆发武装暴动，吴富善带领青工学徒参加支持。由于国民党军队迅速镇压，行动最终失败，许多革命者转入地下，地方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
这段经历，后来成为吴富善与叶剑英共同记忆中最难忘的一页。吴富善曾对叶剑英说：“那时候吉安形势很紧张，只能偷偷见面。”叶剑英听后笑了笑：“过去的事，怎么会忘呢？”
叶剑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是在大革命失败前后逐步确定的。1927年，他在武汉接触到更多共产党员和进步军人，对革命道路的认识进一步加深。面对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行动，他请求老友李世安帮助介绍入党。
李世安了解叶剑英的身份和经历，不敢贸然处理，便将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熟悉叶剑英，认为他的政治立场和革命经历经得起考验。1927年7月，叶剑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之后，叶剑英并没有选择离开军队，而是继续在复杂环境中开展工作。南昌起义前后，他曾向贺龙、叶挺通报危险情况，并设法牵制反动军队的追击。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后，他又主持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扩充革命武装力量。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教导团、警卫团和工人赤卫队成为起义的重要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但保存下来的部分力量后来参加了其他革命斗争，并为红军队伍的发展留下了骨干。
吴富善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长征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叶剑英则长期担任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两人的人生道路由早年的吉安交会，最终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再次相连。
1975年，吴富善调任空军副司令员，来到北京后，与叶剑英联系更加密切。1976年这次探望，表面上只是老战友之间的见面，实际上也包含着一名老部下对老首长的牵挂。
临别时，吴富善起身敬礼，说道：“您还是当年的革命师长，我永远听从您的指挥。”这句话并非客套。几十年前的吉安，叶剑英是带兵整顿军纪的师长；几十年后，他依旧是吴富善心中值得信赖的老首长。那一声军礼，连接的是共同经历过的烽火岁月，也是军人之间始终未变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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