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清晨，京师刑部衙门的差役打开大门时，发现台阶上倒着一个人。
这个中年男子穿一身粗布短衣，脖颈处一道深可见骨的刀口，鲜血浸透了青石台阶的缝隙。
他的右手还攥着一张纸，上面只有一个字：冤。
差役们围拢过来，翻检他的随身物品，发现他叫徐玉麟，安徽泾县人。
他既没有击鼓鸣冤，也没有递状纸，到了刑部门口，直接拔刀抹了脖子。
这一年，嘉庆皇帝刚驾崩不久，道光皇帝才登基，刑部大门口就出了这么一桩事。
消息很快传进宫里。
道光帝下旨，命两江总督孙玉庭亲自督办此案。
谕旨里写得很清楚：“案关人命，罪名出入悬殊，务须究出实情”。
一个安徽泾县的普通百姓，为什么要跑到京城，用这种惨烈的方式了结自己？
事情要从四年前说起。
泾县铜山村，徐姓和章姓是当地两大族。
村口有小溪流过，往东五里，有一家豆腐店，店主叫李象。
李象做的是小本生意，豆腐店旁边有个小屋子，存放制作豆腐的原料。
那小屋子常年被盗贼光顾，李象为此加固了门板，雇了一个伙计，每天晚上蹲守在屋子后面，想抓住那个贼。
嘉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夜间，一个叫徐飞陇的人从当涂看望儿子回来，路过李象的豆腐店。
当时已是二更天，四下漆黑。
徐飞陇走过那间小屋时，脚步声惊动了蹲守的李象。
李象以为是盗贼来了，抄起家伙冲出去，将徐飞陇按倒在地，一顿殴打，又将他摔了出去。
伙计举着火把赶出来，李象借着光一看，才认出被打的人不是贼，是铜山村徐家的人，平时常来店里买豆腐的熟客。
李象去探徐飞陇的鼻息，已经没有气了。
他没有报官。
他叮嘱伙计不要声张，清理了现场，把徐飞陇的尸体抛到了铜山村附近的小溪边。
几天后，徐家发现徐飞陇没有回来，在村内外寻找，找到了尸体。
三月初一，徐飞陇的儿子徐道生向泾县知县清宁报案。
清宁初三抵达铜山村，当晚提讯了李象。
初四一早，他带着仵作洪椿到现场勘验。
洪椿检验徐飞陇尸伤共十三处，致命伤在腰眼穴处，初步判定为石块垫伤导致命门处筋脉断裂而死。
清宁见尸伤均在下部，推测徐飞陇是“受伤追贼，戳落墈下，跌断命门细筋而死”。
堂审时，李象的供词前后不一。
他起初说章姓与徐姓有官司纠纷，章姓有“欲打徐姓之语”，后来又说当晚听到动静出来看，撞见徐长发让他别管闲事，把嫌疑引向徐姓族人。
李象十四岁的儿子李笋在堂上作证，说亲眼见到八个人围打徐飞陇，其中四人是章姓族人。
李象几次供证不一，所供内容又查无确据。
清宁最终断定徐飞陇之死“或系他处争殴，死后移尸”，将一干人证全部释放，详情另缉正凶。
李象随即远逃浙江。
徐家人不接受这个结果。
他们坚信徐飞陇是被章姓围殴致死，于是赴臬司、巡抚衙门上控。
安徽巡抚胡克家将人犯证人提省审讯，参审的凤颖同知陈斌、候补宣城知县聂绍祖、怀宁知县董梁等人发现了一个细节：人证李象手里有徐姓所给的盘费近百两银子。
官员们由此怀疑徐飞陇是徐姓族人自己杀的，目的就是嫁祸章姓，并收买李象作伪证。
审讯方向就此逆转。
陈斌等人对徐姓原告及族证严加追问，施以刑讯，但徐姓始终不承认。
案子悬住了。
嘉庆二十三年十月，徐飞陇的儿子徐荣生进京呈控。
步军统领衙门接收呈词后上奏，奉旨交继任安徽巡抚康绍镛审办。
康绍镛将案件交由安庆知府申瑶、凤颖同知陈斌督同怀宁知县任寿世、候补宣城知县聂绍祖审办。
陈斌和聂绍祖两人对徐长发等人刑拷五十余日，将其屈打成招，逼其诬认做伤图赖。
但臬司提审时，徐姓推翻了供认，案件又未能审结。
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徐飞陇的三子徐芝生再次京控。
案子被步军统领衙门再次委派安徽省审办。
此时距案发已三年有余。
巡抚吴邦庆督促藩臬两司加紧审办，审办过程中再次严加刑审，徐姓涉案人等再次供认做伤图赖。
但所供致伤之处与原验致命伤痕位置不同，需要重新检验尸体验证。
吴邦庆委派官员提取徐飞陇棺尸时，徐姓族众与委派前来的官员发生了激烈对抗，导致七名丁役受伤、二人被捆。
徐姓在村中各要隘口垒放石块，预备器械，凭险抗拒前来提取尸棺的官兵。
与此同时，徐姓开始了第三次进京控告。
这一次去的人叫徐玉麟，是徐飞陇的族弟，但已经出了五服。
一个出了五服的族弟，为什么肯为这桩案子搭上性命？
孙玉庭后来在结案报告中推测，泾县一带宗族势力强盛，民间有“拈死阄”的习俗。
每年正月初一，族中男子齐聚宗祠，将各自姓名写在纸上做成纸阄，族长随机拈出一阄，写有名字的人就要做好在当年为全族顶凶抵死的准备。
宗族有义务为抵死者赡养家属；如果事到临头不肯舍命，就要被家族弃绝，形成“父母不以为子，妻不以为夫，而乡族亦必致之死地，不得生全”的局面。
徐玉麟带着冤状，从泾县一路走到京城。
他没有去都察院，也没有去步军统领衙门，而是径直来到刑部衙门口，拔刀刎颈。
他随身携带的诉状上写明了冤情，人却没有留下任何供词。
道光帝接到奏报后，谕令孙玉庭提集犯证卷宗，秉公审办。
谕旨中特别提到，吴邦庆此前审出的“做伤图赖”情节如果未确，“即行据实平反，按律究办，不可因吴邦庆系属同官，稍存回护”。
孙玉庭接旨后，将承审各员调来质明，重新审理。
他查出的事实与安徽历次审出的结果完全不同：徐飞陇既不是被章姓仇杀，也不是被徐姓做伤图赖，而是李象夜间疑贼，误将路过的徐飞陇殴打致死。
李象打死人后畏罪，利用徐章两姓之间的宿怨，故意在供词中混入章姓和徐姓的信息，制造混乱，把水搅浑。
孙玉庭还审出了泾县差役妄拿教供、安徽省复审官员刑逼原告妄认等不法情事。
差役舒元因久拿要证不获，教唆痴呆的徐兆做伪证，其家属被泾县拘禁。
陈斌、聂绍祖等问官偏重刑讯，疏于物证勘察，急于结案，进一步刑讯恐吓原告，试图将该案做成铁案。
最终，李象以过失杀人及诬告等罪被处死。
参与审理该案的官员受到追究。
据《清实录》记载，仵作洪椿原验尸伤时“任意增减”，刑书郑光旭删减供招“不行禀请更正”，均受到惩处。
据相关记载，该案中作作刑书、知县知府、臬司巡抚等大小九位官员因未能查明案情、审出真凶而受到惩罚，轻者交刑部议处，重者革职查办，甚至发往边疆效力赎罪。
孙玉庭因查明真相、审明真凶，受到“著照部议加二级”的奖赏。
徐玉麟没有得到官方的表彰。
他以自残的方式进京告状，虽然促成了案件的平反，但清政府对此类行为持明确的否定态度。
道光二年六月，刑部尚书那彦成向皇帝呈上奏折，汇报近年来总司天下刑名的心得体会，其中特别提到了徐玉麟和另一起类似案件——一个叫徐行的人，在都察院门前自刎。
那彦成认为，这两桩案子都出自泾县，该县“好刚使气，健讼告讦”之风盛行，而京控衙门对此类自残行为“例无严追主唆之人治罪专条”，导致“愚民罔知儆畏，纷纷效尤”。
那彦成在奏折中提出：此后凡赴京控诉案件，如有在刑部、都察院、步军统领各衙门前自伤残者，即行拿获，严追主使教唆之人。
自伤未死之本犯，照登闻鼓下及长安左右门自刎自缢之例减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余人再减一等。
即使自戕之犯身死，也必须究明主使教唆及预谋各犯，分别治罪。
道光三年，这一奏请被纂入《大清律例》，成为正式条例。
从此，以自残方式进京告状的行为，在法律上被明确禁止并予以惩处。
徐玉麟用一把刀和一条命，换来了案件的真相大白，也换来了一条禁止后来者效仿他的法律。
孙玉庭在结案奏折中写道：“此案徐飞陇在八门口地方带伤身死，案悬数载，两经尸子京控发交该抚审办，迄未讯明定谳。
迨尸族徐玉麟来京复控身怀冤单，在刑部门外自戕毙命，始交孙玉庭审办”。
一个平民的生命，成了推动一桩悬案得以审结的唯一动力。
刑部门前那个倒在血泊中的身影，连同他手中那张只写了一个“冤”字的诉状，最终被收进了档案。
而那把抹过脖颈的刀，催生了一条新的律例——杖九十，徒二年半，严追主使教唆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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