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月，全球科学界都会把目光投向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周的到来，总能引发一轮热烈的“猜奖”讨论。
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最早将于10月6日欧洲中部夏令时间11时45分，由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
在结果揭晓前夕，几大“诺奖风向标”奖项已经陆续出炉，而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凝聚态物理正站在聚光灯下。
10月1日，被誉为“诺奖风向标”之一的沃尔夫物理学奖，颁给了德国马克斯·普朗克量子光学研究所和慕尼黑大学教授伊曼纽尔·布洛赫，以及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教授叶军。
两位学者获奖，是因为他们在超冷原子系统调控领域取得了变革性且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突破。
而在此之前的9月，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因“对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观测”，入选了同样素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引文桂冠奖”。
一、中国实验室里的“诺奖级”成果
“引文桂冠奖”由分析公司科睿唯安颁发，根据已发表研究的引用影响力来预测诺奖得主。
自2002年以来，科睿唯安共授予487位研究人员这一称号，其中约89人后来获得诺贝尔奖，命中率约为18%。从入选到获奖，往往需要等待数年。
今年科睿唯安的物理学奖项全部落在凝聚态物理领域。薛其坤的入选评语称，这一里程碑式的实验展示了在消费电子中实现零电阻电力“高速公路”的可能性。
要理解这项成果，得先从量子霍尔效应说起。这一效应的发现者曾在198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量子霍尔效应是凝聚态物理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量子效应之一。在足够强的外磁场和足够低的温度下，材料中的电子会在原地打转，而在边界上形成不易受外界干扰的单向导电通道，电子运动几乎没有能量损耗。
但它有两个极其苛刻的条件：一是需要十几万高斯的强磁场，二是需要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反常”之处，在于它不需要任何外加磁场，仅凭材料自身的磁性和特殊的电子结构，就能实现电子的有序运动。
2008年，薛其坤开始带领团队攻关这一难题，历时4年，先后制备了上千个样品。
最终，他们用分子束外延方法生长出高质量的铬掺杂铋锑碲拓扑绝缘体磁性薄膜，并在极低温输运测量装置上成功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从中国实验室里，第一次发表出了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薛其坤还曾在异质结体系中发现界面增强的高温超导电性，开辟了高温超导研究的新方向。
他曾表示，超海量数据时代对信息存储和处理提出了极高要求，需要一种全新的计算机，实现类似超导那样电阻为零的无能耗输运。
二、OLED、多铁与“扭转电子学”
今年的物理学引文桂冠奖还授予了另外两组学者。他们的研究同样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日本九州大学的安达千波矢、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斯蒂芬·福雷斯特和美国南加州大学的马克·汤普森，因在磷光有机发光二极管和热活化延迟荧光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入选。
这些技术推动了第二代、第三代有机发光二极管的发展，为我们今天使用的手机、电视等显示设备带来了更高的效率。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授妮可拉·斯帕尔丁则因基础理论贡献入选，她的工作促成了室温磁电多铁性材料的建立。把铁电性和铁磁性结合在同一种材料中，指向超低功耗计算的未来。
另一个风向标卡夫利奖同样青睐凝聚态。2026年卡夫利纳米科学奖授予了伊娃·安德烈、巴勃罗·哈里略-埃雷罗和艾伦·麦克唐纳，表彰他们在“扭转电子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
所谓扭转电子学，研究的是两层或多层原子级薄材料以微小角度旋转堆叠时，电子性质发生的奇妙变化。仅凭几何结构本身，就能重塑材料的电子行为。
三、粒子物理的“遗珠”
除了凝聚态，粒子与核物理领域同样有问鼎的潜力。这些领域的突破，往往直指宇宙最基本的规律。
有观点认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专注反氢原子研究的ATHENA和ALPHA合作组值得关注，他们首次捕获并详细研究了冷反氢原子，美国物理学家杰弗里·汉斯特是两个合作组的创始人。
遗憾的是，这些实验至今没有发现反氢与标准模型描述之间的显著偏差，这或许会影响他们获奖的前景。
另一个潜在方向是夸克-胶子等离子体，以及传递强核力的胶子的发现。诺贝尔物理学奖曾11次表彰亚原子粒子的发现，胶子却从未获此殊荣。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退休粒子物理学家迈克尔·里奥丹认为，胶子的发现绝对配得上诺奖，唯一的问题是该颁给谁。他提到，华人物理学家吴秀兰和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约翰·埃利斯都值得表彰，但两人都已80多岁，他对此并不乐观。
大型合作组完成的成果，很难只选出三位得主，这也让呼吁取消诺奖“三人上限”的声音持续不断。
答案即将揭晓。无论最终花落谁家，这些改变我们理解物质世界的成果，都值得被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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