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上海一处住宅内，吴群敢面对父亲吴仲禧时，始终没有说出自己已经恢复地下党关系的秘密。父亲是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家中来往人员复杂，稍有不慎，便可能牵连多人。更让吴群敢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苦苦隐藏的身份，父亲早已知情，只是同样选择了沉默。
吴群敢并非突然走上这条路。1939年，他在广东韶关仲元中学读书时，经同学刘渥丹介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国的思想。那时的广东，进步学生与地下组织活动交织，年轻人谈论国家出路，并不是书斋里的空谈。
他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当地党组织遭到破坏，加上吴仲禧调往上海，吴群敢与组织失去联系。抗战胜利后，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没有急着谋求显赫职位，而是在上海证券所任职，表面上过着普通生活，暗中寻找重新接上组织的机会。
转机来自父亲的一位朋友王绍鏊。此人常到吴家走动，谈起时局时，从不掩饰对内战政策的忧虑。一次谈话中，王绍鏊提到抗战已经结束，国家应当避免内战，建立各方参与的政治架构。吴群敢听在耳中，却没有贸然确认。
地下工作最忌讳自作聪明。
他用请教哲学和社会问题的方式，多次登门拜访王绍鏊。两人从人生谈到政治，从青年理想谈到国共关系，言语始终留有余地。吴群敢在试探对方，王绍鏊其实也在观察这个中将之子是否可靠。
一次独处时，吴群敢说：“我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点有意义的事。”王绍鏊随即起身关好门窗，只回答：“我认识一些人，可以替你问问。”这句话没有直接点破，却已经足够明确。
吴群敢于是讲出自己1939年入党的经历。王绍鏊听完笑道：“没想到你入党还挺早。”至此，两人的身份才真正互相确认。王绍鏊随即交代，吴群敢暂时不要向父亲表明身份，因为吴仲禧承担着更重要的任务，而且保密级别很高。
这时，吴群敢才知道，父亲并不是一名单纯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吴仲禧1895年出生于福建福州，早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曾在粤军任职。北伐时期，他参加过武昌方面的战事。后来目睹军阀混战和政治倾轧，曾一度离开军界，在家乡办学，免费招收贫寒子弟。
1933年福建事变失败后，吴仲禧受到通缉，流落广州。正是在那段处境艰难的时期，他通过王绍鏊进一步接触进步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撤销对他的通缉，他重新进入军政系统，并于1938年前后由王绍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身份改变了，职务却没有改变。
抗战胜利后，吴仲禧先后在军法和军事参议系统任职。1946年，他留在上海，并没有前往解放区，而是按照组织安排，利用自身经历和人脉搜集军事、经济方面的情报。王绍鏊负责与他单线联系，吴群敢则在后来成为父亲与地下组织之间的辅助联络人。
这对父子相处时，反而比普通父子更加谨慎。家里有客人时，他们谈的是生活琐事；涉及重要情况，只通过极隐晦的方式传递。吴群敢起初担心父亲发现自己的秘密，后来才明白，父亲不是没有察觉，而是在保护他。
吴仲禧的价值，在于能够出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经老友吴石帮助，他转任国防部监察系统职务，得以到各地巡视部队。借助检查、访谈和旧日关系，他掌握了不少驻军番号、兵力部署及指挥体系方面的情况。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后，吴仲禧曾通过军政渠道了解相关部队信息，并及时转交组织。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他又以巡视和督察为名接近徐州地区，获取前线部署情况。那些情报未必来自惊险的密室，更多时候是在谈话、宴请和公务往来中一点点拼接出来的。
吴石的转变，也与吴仲禧的长期影响有关。吴石曾在黄埔任教，受过系统军事教育，对抗战和国家前途有自己的判断。随着国民党内部腐败加剧、内战扩大，他逐渐倾向于寻求另一条道路。吴仲禧通过长期交往，使这位旧友最终参与了秘密情报工作。
渡江战役前夕，吴仲禧继续搜集南京附近的军事部署。此时城内搜捕加剧，他将重要情况转交出去后，转赴香港，再与家人设法前往解放区。吴群敢也在这段过程中完成了从隐蔽党员到公开建设者的转变。
1955年，吴仲禧经批准公开党员身份。此后，他曾任广东省司法厅长，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吴群敢凭借财经方面的专业能力，后来担任周恩来的财经秘书。一个家庭，父子两人，各自隐藏多年，直到历史条件成熟，才让那层沉默被正式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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