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6日，中南海勤政殿，熊向晖匆匆赶来参加周恩来组织的宴会。路不熟，司机也不熟悉中南海的道路，他抵达时已经迟到。殿内坐着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旧日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人物，气氛原本轻松，谁也没想到，一场迟到会牵出一桩尘封多年的秘密。
周恩来没有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而是当众纠正：“他不是起义，是归队。”
一句话落下，席间顿时安静。周恩来随后说明，熊向晖早在1936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奉命进入胡宗南身边工作。刘斐听完连连感叹，认为胡宗南屡遭挫败，并非单纯输在战场指挥上。
这个身份并不是临时安排。熊向晖1919年出生于山东掖县，家庭背景较为优越。五四运动后的社会思潮，给当时的青年带来强烈冲击。1936年，他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在蒋南翔的介绍下秘密入党，时年17岁。
那时的中共情报工作，尤其看重人员的出身、性格与应变能力。出身较好，容易接触国民党上层；外表稳重，便不容易引起怀疑；头脑灵活，又能处理复杂关系。熊向晖恰好具备这些条件。
1937年11月，他报名进入胡宗南第一军的青年战地服务团。初次见面时，熊向晖谈吐自然，给胡宗南留下很深印象。胡宗南还专门请熊向晖的父亲吃饭，表示愿意亲自培养这个年轻人。彼时，熊向晖距离19岁生日尚有几个月。
胡宗南没有把他当作普通青年使用，而是送他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熊向晖被调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密令，他能够接触；胡宗南向部队下达的指示，许多也要经过他起草。秘书职位看似只是案头工作，实际却处在军政信息流转的核心位置。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准备调集大军进攻延安。熊向晖获悉这一计划后，设法将消息传出。中央及时掌握动向，毛泽东据此采取了相应部署，使这场突袭未能按原计划展开。
这件事的关键，不在于熊向晖能改变多少军事部署，而在于他掌握了对方的行动意图。战场上，兵力多寡固然重要，但命令何时下达、主攻方向在哪里，同样决定着胜负。提前得到消息，便意味着可以从容调动，避开对方锋芒。
1947年3月，胡宗南再次部署进攻延安。熊向晖将相关情况传给中央。胡宗南率部进入延安时，城内早已完成转移。占领一座空城，表面上声势浩大，实质上却没有达到围歼主力的目标。胡宗南后来让熊向晖赴美学习，两人也由此分开。
1949年4月，熊向晖从美国回国，向李克农报告工作，随后在北京见到周恩来。周恩来高度评价他在隐蔽战线上的贡献，并把他与陈忠经、申健并列，称为情报工作的“后三杰”。这次宴会公开身份，正是因为中央准备调他从事外交工作，需要让熟悉旧日关系的人先知道底细。
有意思的是，熊向晖的身份其实曾经面临暴露。王石坚被捕后，相关人员已经察觉胡宗南身边存在共产党情报人员。周恩来判断，胡宗南即使得知熊向晖的真实情况，也未必敢把事情上报蒋介石。
原因很现实。机要秘书长期接触核心文件，一旦查明身份，胡宗南自身也难脱干系。蒋介石会追究用人失察，陈诚等人的政治竞争也可能借机发难。对胡宗南来说，承认问题，等于承认自己的指挥中枢早已被渗透。
据沈醉回忆，相关案卷后来送到胡宗南手中，他看过材料后脸色大变，却选择自行处理，没有向蒋介石报告。这个决定带有明显的自保意味，也说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关系，已经影响到情报案件的处置。
多年后，关于此事的记述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胡宗南得知熊向晖真实身份后，捶胸顿足，仰天长叹：“焉有不败，焉有不败！”这声叹息背后，既有对失败的懊恼，也有对身边机要人员长期隐蔽而未被识破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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