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秋，北京，马一浮应邀来到中南海。那场会面之所以多年后仍被人提起，不只是因为毛主席和周总理出席，更因为席间有一个细节：粟裕大将亲自替这位老先生摆放碗筷。礼数看似简单，背后却是对一位传统学者人格与学问的尊重。
马一浮并非官员，也不是手握实权的人物。他一生最看重的，是读书人的操守。有人请他出山，他未必答应；有人想借他的名望装点门面，他更不会轻易应承。“周总理请不动”这句话，不能理解成他对周总理无礼，而是说他有自己的判断，不因对方身份显赫便改变立场。
这种性情，早在少年时期便已显露。1899年，十六岁的马一浮参加绍兴乡试，以集句成文夺得案首。那时的读书人多以科举功名为进身之阶，他却很早便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独立意识。文章能出奇，学问能融会，靠的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对经典内在义理的反复咀嚼。
他的婚姻也留下了人生最深的一道伤痕。岳父汤寿潜赏识其才，将女儿汤仪许配给他。婚后，马一浮教妻子识字读诗，两人相互扶持。遗憾的是，父亲与妻子相继离世，年轻的马一浮接连遭受打击。他写下悼亡文字，却没有从此沉沦，反而把更多精力投入学问。
1903年，他曾赴美国使馆任职。异国经历让他接触到不同的思想和知识，也使他开始认真观察西方社会。关于他购得德文版《资本论》并带回国内的记载，学界多有提及，但具体传播影响不宜夸大。可以确定的是，他并不排斥新知，英语、法语、德语和日语都曾下力研习。
有意思的是，读得越多，他越没有简单地崇拜西方。马一浮看到科学与制度的力量，也警惕功利主义对人的塑造。在他看来，器物可以救急，学术却不能只为谋利；一个国家要建立长久的文化秩序，仍需回答人的品格如何养成。
回国以后，他逐渐远离仕途与喧闹，长期居于杭州一带，整理典籍，讲授经学。军阀孙传芳在浙江活动时，曾设法登门拜访，马一浮没有借机求取地位，也没有顺势周旋，只以不见相拒。蔡元培、竺可桢等人也曾邀请他到高校任教，他并未把进入名校看作唯一出路。
他的“闭门”，并非对社会毫不关心。抗战爆发后，山河破碎，浙大西迁，许多师生在颠沛中坚持教学。马一浮也离开相对安静的书斋，奔走于临时校舍之间讲学。他反复强调立志、立身和担当，讲的是古典义理，回应的却是民族危亡中的现实困境。
课堂外炮声不断，课堂内仍要读书。对马一浮而言，这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守住文化教育的一条底线。他所讲的“六艺统摄一切学术”，并非把古籍当作装饰，而是试图说明知识不能彼此割裂，学问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判断与行动。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参与文化与文史工作。1953年，政协会议期间，梁漱溟因意见争论与会场发生激烈交锋。周总理曾设法请马一浮出面劝解，但马一浮认为，梁漱溟认定的道理，不是旁人几句话便能改变。这个回答听起来固执，却符合他的习惯：不说无把握的话，也不为调和而虚饰立场。
到了1964年，马一浮赴京受到接待。席间谈及《大学》《中庸》等典籍，他能够由中国经典谈到康德、黑格尔，显示出深厚的中西学术积累。毛主席与周总理相陪，粟裕替他摆碗筷，正说明这顿饭不是普通应酬，而是对学者身份的特殊礼遇。马一浮没有因此改变一贯的朴素作风，谈话仍围绕经学、教育与治学展开。
饭后，他曾为毛主席、周总理书写楹联。字不在多，重在寄托：一方面是对民生与天下的关切，另一方面是对选贤任能、修睦治国的理解。有人觉得这些话过于古雅，实际上那正是马一浮表达政治与文化思考的方式。
1967年6月2日，马一浮在浙江医院病逝，终年八十四岁，按传统虚岁计为八十五岁。他留下的，不是一份显赫履历，而是大量讲义、书札和手稿。那些文字没有追逐一时声名，许多篇章甚至艰深难读，却完整保留了一个读书人在剧烈时代中的选择：可以沉默，可以退处，但不能随意丢掉判断与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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