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小贩送盐被查，日军讯问，小贩说：这盐是给人吃的！|伪军|宪兵|炮楼|翻译官

史料札记：1942年冬，冀中平原。日军对根据地实行全面经济封锁，食盐列为禁运物资。保定城外各哨卡加派宪兵，私运食盐者一经查获，轻则入狱，重则枪决。根据地军民数月不知盐味。

周老栓被人从地上拎起来的时候，左半边脸已经没了知觉。

嘴角挂着一缕血，混着泥浆，顺着下巴滴到棉袄前襟上。他的棉袄本就破得不成样子，这一路被拖行百十步，后背的棉絮全翻了出来，像一只被开了膛的旧枕头。伪军拎着他的后领，像拎一只麻袋。那个竹筐翻倒在方顺桥头的冻土地上，干草散了一地，红薯干滚到桥栏边。粗布袋的口子松了，灰白色的盐粒撒在冰碴子上，踩进泥里，嵌进车辙印里。

一个日军宪兵蹲下身，戴着白手套的手指捻起一撮盐粒，凑到鼻子跟前。他抬起头，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了一句。

翻译官弯腰听着，直起身子转向周老栓：“皇军问你，这盐，送哪里去？”

周老栓舔了舔嘴角的血，吐出一口带泥沙的唾沫。他的门牙松了一颗，说话漏风。

“自家吃的。”

翻译官把话翻过去。日军宪兵眯起眼，又问了一句。

“一个人吃这么多盐？”

周老栓把身子挺了挺。他个子矮，背驼，这样挺法也高不了多少。但声音稳住了。

“这盐是给人吃的！”

这话说出口的时候，周老栓其实在赌。赌的是面前这个日本兵听得懂中国话。赌的是“人”这个字砸下去，能砸出点什么。

日军宪兵没有说话。他站起来，拍了拍手套上的盐粒，转身往桥头岗亭走。翻译官跟上去。两个人叽里咕噜说了一通。周老栓听不明白，只看见翻译官回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古怪的东西。不是凶气，倒像在琢磨一件想不明白的事。

过了一会儿，翻译官走回来。

“今天不抓你。”

周老栓愣住。

“把盐收好，走。”

翻译官压低声音，补了一句：“别走官道，从河沟子绕。下回再撞上，我保不了你。”

周老栓跪在地上收拾盐。粗布袋破了一个口子，他拿草绳扎紧。红薯干捡回筐里，粘了泥的也舍不得扔。他把盐袋重新塞进筐底，盖上干草，红薯干铺在最上面。竹筐扶正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桥头木桩上绑着的老刘。老刘的头低垂着，血沿着木桩往下淌，在冻地上洇出一小片暗红。周老栓没有再看第二眼，挑起担子，弯着腰，从桥头侧面的河沟下去了。

河沟里的水结了薄冰，踩上去咔咔响。走了大约半里地，他听见桥头方向传来一声闷响。他的脚步没有停。

天阴得更重了。西北风刮过来，像刀子刮骨头。周老栓走了两个时辰，绕过了一亩泉哨卡，天黑前进了满城地界。太行山的余脉在远处隐隐约约，暮色里像一条伏着的黑脊梁。根据地的人在接应点等他。他把盐从筐里取出来，交到对方手上。那人接过盐袋，掂了掂分量，看看他脸上的伤，嘴唇动了动，没问。

周老栓蹲在地上，从怀里摸出烟锅，装了一锅子旱烟。火镰打了三下，着了。他抽了一口，呛得咳嗽，脸上的伤扯着疼。

“老刘没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平平的，像在说别人的事。

接应的人沉默了片刻，把盐袋往肩上一扛，往山里走。周老栓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跟着走。暮色彻底合拢，山路上只剩两个人踩碎枯枝的声响。

周老栓回村的时候，已经是三天以后的事。

他没有直接回家，先去了村东头的李老茂家。李老茂是村里的保长，表面给日本人办事，暗里给八路军递消息。周老栓把方顺桥的事说了，李老茂蹲在灶台前，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

“老刘的事，我报上去了。”

“怎么说的？”

“说被抓了，别的还不知道。”

周老栓没再问。他知道“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在那个年月，人被鬼子抓走，十有八九回不来。

从李老茂家出来，周老栓往自己家走。他家的院子在村西头，三间土坯房，院墙塌了一截，用玉米秆扎了个篱笆补上。推开篱笆门，院子里黑着灯。

他婆娘周刘氏坐在灶前纳鞋底，看见他进来，手里的针停了停。周老栓把担子搁在门后，坐到炕沿上。周刘氏瞅了一眼他的脸。左半边肿得老高，眼眶发青，嘴角结了一道黑痂。

“遇着卡子了？”

“嗯。”

“东西呢？”

“送到了。”

周刘氏没再说话，起身去灶上端了一碗棒子面糊糊。周老栓接过来，稀里呼噜喝了半碗，放下碗，从怀里摸出那个烟锅。他的手在抖，烟丝撒出来几粒，落在炕席上。他把烟锅塞进嘴里，干抽了两口，没有点火。

“老刘被抓了。”

周刘氏的手又停了。她坐在灶前的矮凳上，低着头，针尖扎进鞋底，拔出来，再扎进去。两口子谁也没有再开口。灶膛里剩一点余火，映得周刘氏的半张脸忽明忽暗。

过了好一会儿，周刘氏说了一句：“他那婆娘还带着俩孩子。”

周老栓把烟锅从嘴里取出来，放到炕沿上。他躺下去，没有脱鞋。棉被是硬的，盖在身上压得慌。他盯着房顶上那根被烟火熏黑的檩条，一直到后半夜。

方顺桥那天的场景反复在脑子里翻。那个日本宪兵蹲下去捻盐粒的样子。翻译官回头看他的那个眼神。老刘耷拉着脑袋，嘴角的血凝成黑褐色一缕。最要命的是他自己说的那句话。

“这盐是给人吃的。”

说出去的时候他没多想。人在那种时候说话，靠的是一股气，不是脑子。可事后回想，那句话里头似乎藏着什么东西。他说不清是什么。

第二天清早，周老栓照例起来扫院子。他拿着扫帚，弯着腰，把落叶和碎秸秆归到墙角。扫到篱笆门跟前，他看见门外站着一个人。那人穿着灰布便衣，肩上挎着一只布褡裢，像个走街串巷的货郎。

“周大哥，李保长让我来的。”

周老栓四下看了一眼。村道上没有人。冬天的早晨，村民们还没有出门。

“进来坐。”

那人进了院子，没有进屋。两个人站在灶房门口的墙根下。来人从褡裢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周老栓。

“区上给的，治伤的。”

周老栓接过来，打开看。里面是一小包草药，还有两块粗布绷带。

“还有话。”

“说。”

“区上说，方顺桥那条线先停一停。鬼子最近换了防，盘查比过去严。等过了年再看。”

周老栓点了点头。

“另外，区上问你愿不愿意走定县那条线。那边路远，要多走一天，但相对安全。”

“行。”

来人把褡裢往肩上提了提，转身要走。周老栓叫住他。

“老刘的事，区上知道了吗？”

来人站住了。他侧过头，看着院墙外那棵光秃秃的枣树。

“知道了。”

“怎么说的？”

“说，记着。”

来人走了。周老栓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那包草药。冬天的日头升起来了，惨白惨白的，照在土坯墙上，没有一丝暖意。他把草药拿进灶房，搁在锅台上。周刘氏正在烧火做早饭，看见了那包东西，没有问是从哪来的。

周老栓坐在灶前的矮凳上，看着灶膛里的火苗。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水吱吱响。他想起了父亲。他父亲也是贩盐的，那还是光绪年间的事。那时候盐是官卖的，有盐引，有专商，私人贩盐叫“贩私”，抓住了一样要坐牢。他父亲贩了半辈子私盐，没有被抓住过，最后死在了一场伤寒里。

他父亲贩盐的时候，挑的也是竹筐。不同的是，那时候盐是自己卖的，挣的钱归自己。现在呢，盐是给八路军的，挣不了几个钱，还得拿命去换。

可他心里头清楚，这两件事不一样。他父亲贩私盐，是为了活着。他现在送盐，是为了让更多人活着。

早饭是棒子面糊糊加咸菜。咸菜是去年秋天腌的萝卜，坛子里剩下的不多了。周老栓喝了两碗糊糊，把碗搁在锅台上。周刘氏收拾碗筷的时候，他看见她的手上全是裂口，口子里嵌着黑泥，洗不掉。

“你那手。”

“不碍事，年年这样。”

周老栓没有再接话。他从门后取下扁担，扛在肩上出了门。今天他不走远路，去村南的集上转转，看看有什么能换的东西。家里快没粮了。

村南的集不大，稀稀拉拉几个摊子。卖白菜的、卖红薯的、卖粗布的。周老栓转了一圈，用两斤红薯干换了半斤粗盐。换盐的时候，他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月，他还要去送一趟。

他把粗盐包好揣进怀里，往家走。路过李老茂家门口，李老茂正在院子里劈柴。周老栓站住脚，隔着篱笆喊了一声。

“老茂。”

李老茂抬起头。

“定县那条线，你去过没有？”

李老茂把斧子插在木墩上，拍了拍手上的木屑。

“去过一回。路远，要走两天。中间要在唐河边上的一个村子歇一宿。”

“有卡子吗？”

“有。但比保定这边松。鬼子在那边兵力少，主要是伪军看着。”

周老栓点了点头，继续往家走。

那年冬天特别冷。冀中平原上的风从西伯利亚来，刮得村口的杨树呜呜响。周老栓在家里猫了十来天，脸上的伤慢慢消了肿，嘴角的痂掉了，留了一道浅浅的白印。他每天早起扫院子，白天劈柴、挑水、修理农具。晚上坐在炕上抽旱烟，听周刘氏纳鞋底的针线声。

他没有再提起老刘。但夜里翻身的时候，他常常想起方顺桥。想起那个翻译官回头看他的眼神。想起自己说的那句话。

“这盐是给人吃的。”

他不知道那个日本兵听懂了没有。他也不知道那个翻译官为什么放了他。也许那个翻译官也是中国人，心里还有一点人味儿。也许那个日本兵听懂了“人”这个字。也许什么都没用，只是那天运气好。

他不确定。

1943年1月，旧历年前。周老栓接到了新任务。定县那条线要走一趟。区上的人说，年前必须把盐送到，根据地的伤病员等着用。

出发的头一天晚上，周刘氏给他烙了几张饼。棒子面的，掺了榆树皮粉，硬邦邦的。她把饼用粗布包好，塞进褡裢里。又往他怀里揣了两个煮鸡蛋。鸡蛋是跟邻居家换的，用了半斤棉花。

周老栓把褡裢系在腰上，扁担立在门后。他看了一眼灶台上的粗盐口袋。那是他白天从集上换回来的，两斤多。他想了想，从里面抓了一把，用油纸包好，放进褡裢。

“你带那个干什么？”周刘氏问。

“路上用。”

第二天清早，天还没亮他就出了门。周刘氏站在篱笆门口，看着他消失在村道的尽头。她没有喊，也没有挥手。她只是站着。风把她的头发吹得散乱。

周老栓走的是小路。从周各庄往西南，穿过安国、博野，绕过高阳，再往定县方向走。一路上他避开了大路和集镇，走的全是田间小道和河堤。冬天田野里没有庄稼，光秃秃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天边。偶尔能看见一两棵孤零零的树，树杈上蹲着乌鸦。

第一天走了六十里。天擦黑的时候，他到了唐河边上的一个村子。村口有个土地庙，庙前有一棵老槐树。他按照区上告诉他的暗号，在庙门口的石阶上拍了三下。过了一会儿，庙门从里面打开。一个老头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

“赶路的？”

“嗯。借个宿。”

老头侧身让他进去。庙不大，正中供着土地爷的泥像，泥像前面的香案上落满了灰。老头领他到后面的偏房，里面有一张木板床，上面铺着一层干草。周老栓把褡裢解下来，放在床头。老头给他端来一碗热水。

“明天往哪走？”

“定县。”

老头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他退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了。周老栓坐在床沿上，把饼取出来啃了一块。饼硬得硌牙，他嚼得腮帮子疼。吃完饼，他躺下去，合上眼。唐河的水声从远处传来，哗哗的，像有人在哭。

第二天走了七十里。晌午时分，他看见了定县城墙的轮廓。灰色的城墙在冬日的雾霾里显得格外低矮。他没有进城，绕到城南，在一个叫东关的小村子附近找到了接应点。接应他的是一个中年妇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头上包着一块黑头巾。

“你是周各庄来的？”

“嗯。”

妇人从灶房里搬出两个布袋，每袋二十斤。周老栓把盐袋装进竹筐，盖上干草，红薯干铺在上面。他挑起担子，试了试分量。四十斤，加上竹筐和干草，五十来斤。不算太重。

“回去的路上小心。听说昨天南边哨卡抓了一个运布的。”

“知道了。”

周老栓挑着担子出了村。走到唐河边上的时候，他遇到了麻烦。前面河堤上有三个伪军在转悠，肩上挎着枪，看样子是在巡逻。周老栓把担子放在河堤下面的沟里，蹲着身子观察。伪军沿着河堤往东走了，没有发现他。等他们走远了，他才重新挑起担子上路。

这一路走了两天半，比预计的多走了半天。回到满城的时候，他累得腿都直了。脚上的棉鞋磨穿了底，脚底板起了好几个血泡。他把盐交到接应点，蹲在地上歇了好一会儿，才站起身来。

回村的路上，他遇到了李老茂。李老茂在村口的井台上打水，看见他回来，放下井绳走过来。

“怎么样？”

“送到了。”

“路上没事？”

“唐河边上有巡的，没撞上。”

李老茂点了点头。

“对了，区上来人了。说老刘的事有信了。”

周老栓站住了。

“人怎么样？”

李老茂没有马上回答。他把井台上的水桶拎起来，倒进旁边的石槽里。水花溅在冻土上，很快结成了薄冰。

“没了。上个月的事。在保定城外。”

周老栓站在原地，扁担从肩上滑下来，一头磕在地上。他没有弯腰去捡。风吹过来，把他棉袄的前襟掀起来，露出里面灰扑扑的棉絮。

“他婆娘知道了吗？”

“还没告诉。”

“我去说。”

李老茂看了他一眼。

“你去？”

“我去。”

周老栓挑着空担子往李庄走。李庄在周各庄西边，隔着一道干涸的河沟。他走过河沟的时候，脚底下的冻土咔嚓咔嚓响。老刘家在李庄村南头，三间土坯房，院墙比他家的还矮。他推开篱笆门的时候，老刘的婆娘正在院子里晾衣裳。她抬起头，看见周老栓，脸上的表情变了。

周老栓站在院子里，没有说话。老刘的婆娘看着他空着的担子，看着他的脸。她的嘴唇动了动。

“他……”

“没了。”

老刘的婆娘身子晃了一下。她扶着晾衣绳，慢慢地蹲下去，蹲在地上，两只手捂住了脸。她没有哭出声。肩膀在抖，一耸一耸的。两个孩子从屋里跑出来，小的那个三四岁，还不懂事，扯着娘的袖子喊饿。大的那个七八岁，站在旁边，看着周老栓，眼睛里有一种大人一样的沉默。

周老栓从褡裢里摸出那两个煮鸡蛋。那是周刘氏给他路上吃的，他没舍得吃。他把鸡蛋塞到小的那个孩子手里。孩子接过去，用牙咬开蛋壳，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

周老栓蹲在老刘婆娘跟前。

“区上说，会照顾你们。”

老刘的婆娘没有抬头。她的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闷闷的。

“他走的时候，说给孩子带块布回来。做件新衣裳。”

周老栓站起来。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在那个年月，死人的事太多，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出了院子。

回村的路上，他走得很慢。风从西边来，卷起田里的碎秸秆，打着旋儿往东飘。天边有一层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快要挨着地平线了。

周老栓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周刘氏在灶前等他。灶上热着一锅糊糊。他坐到炕沿上，把脚上的破棉鞋脱下来。脚底板上的血泡破了，袜子粘在肉上，撕下来的时候带了一层皮。

周刘氏看见了，转身去灶房里拿了一块干净的布，用热水浸了浸，给他擦脚。她没有问老刘的事，也没有问他去了哪里。她只是蹲在地上，低着头，一点一点地擦。擦完了，她把布搁在盆沿上，站起身来。

“吃饭。”

周老栓端起碗，喝了一口糊糊。糊糊有点咸。他知道周刘氏在糊糊里放了盐。家里那点粗盐，她平时舍不得用，今天放了。

他喝完糊糊，把碗放在炕沿上。周刘氏坐在他对面，借着油灯的光纳鞋底。灯芯拨得很低，屋里暗沉沉的。周老栓从怀里摸出烟锅，装了一锅子烟，点着了。他抽了一口，烟从鼻孔里慢慢冒出来，在油灯的光圈里散开。

“老刘没了。”

周刘氏的手停了一下。

“他婆娘带着俩孩子。”

周刘氏没有接话。针线穿过鞋底的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响着，一下，一下。

过了好一会儿，周刘氏说：“明天我去看看她。”

周老栓把烟锅在炕沿上磕了磕。烟灰落在炕席上。他用手掌抹了抹，抹不干净。他没有再说话。

1943年的春天来得晚。三月份了，地还冻着，犁不下去。周老栓蹲在院子里磨镰刀，镰刀生锈了，磨了半天才磨出一线亮光。院子里那棵枣树发了芽，嫩绿的叶子从枝桠上钻出来。

区上来人找他，说冀中根据地的食盐供应越来越紧张，要他多跑几趟。周老栓答应了。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多跑一趟，多一次撞上鬼子的机会。但区上开了口，他说不出拒绝的话。

三月中旬，他去了一趟定县。四月，又去了一趟。五月初，他刚从定县回来，就听到了消息。日军要对冀中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冈村宁次从华北各地调集了五万多人，要对冀中平原进行“铁壁合围”。

村里的气氛紧张起来。李老茂挨家挨户通知，让各家把粮食藏好，把牲口牵到邻村去。周老栓把家里那点粮食埋在了灶房后面的地窖里。地窖是去年冬天挖的，口子用石板盖着，上面堆了柴火垛。

5月1日，日军的“扫荡”开始了。周各庄虽然不在核心区域，但气氛陡然变了。鬼子的汽艇在唐河上巡逻，炮楼的探照灯整夜亮着。村里的人夜里不敢点灯，天一黑就躺下，连话都不敢多说。

周老栓没有躺下。他坐在灶房里，守着那口锅。锅是空的，但他守着。他觉得锅在，家就在。

那段时间他送盐的次数少了。区上让他先停一停，等“扫荡”过去再说。但根据地那边等不及。伤病员需要盐洗伤口，老百姓需要盐下饭。区上的人来传话的时候，脸色焦急。

“能不能再跑一趟？”

周老栓想了想。

“什么时候要？”

“越快越好。”

“明天走。”

出发那天是个阴天。天灰蒙蒙的，看不见太阳。周老栓挑着空担子出了村。他走的是定县那条线，那条路他走了五六趟，每一段路、每一个岔口、每一座桥都刻在脑子里。

第一天的行程还算顺利。他到了唐河边的那个村子，在老土地庙里歇了脚。老头还在，给他端了一碗热水。周老栓喝完水，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唐河的水声比上次响，像是上游下了雨。

第二天一早，他往定县走。走到城南东关村附近的时候，他看见路上多了好几道哨卡。伪军比往常多了两三倍，沿着官道排开，对来往的行人逐个盘查。周老栓没有走官道，他从麦田里穿过去，绕到了村子的东边。接应的那个中年妇人在灶房里等他，盐袋已经备好了。

“路上有卡子。”

“看见了。”

“你小心。”

周老栓把盐装进筐里，挑起担子。他这一次没有走来时的路，而是往东绕了一大圈。从定县往东，经安国，再往北。这条路更远，但避开了官道上的哨卡。

他走了大半天，到了安国地界。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走进了一片杨树林。树林里光线暗，地上的落叶厚厚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他放下担子，靠着树干歇了一会儿。从褡裢里摸出一张饼，掰着吃了。饼更硬了，嚼得他牙龈出血。

吃完饼，他刚挑起担子要走，听见树林外面有动静。脚步声，不止一个人。他蹲下身，把担子藏在灌木丛后面。透过树干之间的缝隙，他看见三个伪军从林边走过。其中一个叼着烟卷，枪横在肩上。

他们没有进树林。脚步声渐渐远了。周老栓蹲在原地又等了一刻钟，才重新挑起担子。他绕出杨树林，上了通往博野的小路。

天全黑了。路上没有行人，连狗叫声都听不见。周老栓摸黑走着，脚下的路坑坑洼洼，他摔了两次。第二次摔的时候，担子翻了，盐袋掉在地上。他趴在地上摸了好一会儿，才把盐袋找回来。袋子上沾满了泥，他用袖子擦了擦。

快到博野的时候，他撞上了一道卡子。

卡子设在博野城北的一座小石桥上。桥头有一盏马灯，灯光昏黄，照出两个伪军的身影。周老栓发现得太晚。他从河堤上拐弯过来的时候，距离桥头不到五十步。

“站住！”

伪军喊了一声。周老栓停住脚步。他的手握着扁担，指头攥得紧紧的。

“干什么的？”

“卖红薯干的。”

一个伪军提着马灯走过来。灯光照在周老栓的脸上，照在他破棉袄上，照在竹筐上。伪军伸手翻了翻筐里的红薯干，往下摸了摸。

“这是什么？”

“盐。”

“盐？”伪军的声音变了调，“你不知道盐是禁运的？”

周老栓没有说话。另一个伪军也走了过来，两个人把周老栓围在桥头。马灯的光照着他们的脸。一个尖嘴猴腮，一个胖墩墩的。

“皇军有令，私运食盐的，交宪兵队处理。”

周老栓的腿软了一下。但他站住了。

“这盐是给人吃的。”

他说了和方顺桥那天一样的话。

两个伪军对视了一眼。胖的那个挠了挠头。

“给人吃的？”

“你们也有爹娘老子。他们的盐从哪来？还不是有人挑着卖。”

尖嘴猴腮的那个皱了皱眉。

“少废话。盐扣下，人跟我们走。”

周老栓被带到了博野城里的一个炮楼底下。炮楼是砖砌的，三层高，顶上插着一面膏药旗。他被关在炮楼旁边的平房里，屋里没有灯，地上铺着一层发霉的稻草。他蹲在墙角，双手抱着膝盖。门被锁上了。他能听见外面伪军说话的声音，叽叽咕咕的，听不清在说什么。

过了大约两个时辰，门开了。一个伪军端着一碗水进来，搁在地上。

“喝吧。”

周老栓没有动。伪军蹲下来，低声说了一句。

“你是给八路送盐的吧？”

周老栓没有回答。

伪军左右看了一眼。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博野这边有我们的人。明天早上过堂，你什么都别说。咬死了是自家吃的。”

周老栓抬起头，看着这个伪军的脸。年轻，二十来岁，眉目还算周正。

“你……”

“别问。”伪军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住了。“明天过堂的是个翻译官，姓赵。你认得他。”

门关上了。周老栓坐在黑暗里，手里攥着那个煮鸡蛋。那是周刘氏出门前塞给他的，他一直没舍得吃。他把鸡蛋握在手心里，鸡蛋壳硌着他的掌心。

第二天过堂。周老栓被带到炮楼的一层。屋里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日军军曹，矮个子，留着仁丹胡。另一个是翻译官，瘦高个，戴着眼镜。

翻译官看了他一眼。

“叫什么名字？”

“周老栓。”

“哪的人？”

“周各庄的。”

“盐从哪来的？”

“自家换的。拿红薯干跟人换的。”

“换这么多？四十斤？”

“给亲戚带的。家里人多。”

军曹听不懂中国话，偏着头看翻译官。翻译官把话翻过去。军曹说了一句。

翻译官转过来：“皇军问，你给谁带的？”

周老栓没有回答。他的嘴唇干了，舌头舔了舔嘴角。

“这盐是给人吃的。”

翻译官的手顿了一下。他低下头，推了推眼镜，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抬起头，看着周老栓。

“给人吃的？”

“给人吃的。”

军曹等得不耐烦了，又问了一句。翻译官把话翻过去。军曹皱了皱眉，挥了挥手。

翻译官说：“今天先到这里。带下去。”

周老栓被带回平房。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许明天再审，也许后天就枪毙。他蹲在墙角，把那个鸡蛋剥了，蛋白上沾着碎壳，他一点一点抠干净。蛋黄是淡黄色的，有点干。他咬了一口，慢慢地嚼。

下午的时候，那个年轻伪军又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个馒头。

“过堂怎么样？”

“问了几句。”

“赵翻译官没有为难你？”

“没有。”

年轻伪军把馒头递给他。

“明天可能还要过堂。你咬住了就没事。”

周老栓接过馒头。馒头是白面的，软的，还热着。他咬了一口，眼泪掉下来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也许是馒头太软了。也许是那个年轻伪军的语气太轻了。也许是蹲在稻草上这一天一夜，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在疼。

第三天早上，他被放了。

那个年轻伪军打开了门锁。

“走吧。”

周老栓站起来。腿麻了，站了好一会儿才站稳。

“盐呢？”

“盐扣了。人能走就是万幸。”

周老栓走出炮楼的时候，太阳正从东边升起来。博野城里的街道冷冷清清，店铺没有开门。他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走到城北的那座小石桥，他在桥头站了一会儿。桥下的水已经解冻了，哗哗地流着。

他空着手走回周各庄。走到村口的时候，周刘氏正在井台上打水。她看见他，手里的井绳松了，水桶哐当一声掉进井里。她没有去管。她走过来，站在他面前，看着他的脸。

“回来了。”

两个人站在井台边上。早上的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影子拖在地上，长长的。

周刘氏弯腰把井绳捡起来，重新打了一桶水。水提上来的时候，她倒了一瓢递给他。周老栓接过来，喝了一大口。井水是凉的，从嗓子眼一直凉到胃里。

他蹲在井台边上，把这几天的经过说了。周刘氏听完了，没有说话。她把水桶提回家，倒进水缸里。

那天晚上，李老茂来了。

“听说了。博野那边把你扣了两天。”

“盐被扣了。”

“人回来就好。”

李老茂坐在灶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

“区上给你的。让你歇一阵子。”

周老栓接过纸条，看了半天。他不认得字。李老茂说：“让你歇着。等通知。”

周老栓把纸条叠好，塞进棉袄的内兜里。他坐在炕沿上，看着灶膛里的火。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冒泡。

“老刘的婆娘来找过我。”周刘氏从灶房探出头来。

“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送了一碗咸菜来。”

周老栓点了点头。

那年夏天的“扫荡”持续了两个多月。冀中平原上到处都是鬼子的队伍。炮楼一个接一个地修起来，封锁沟挖了一道又一道。周各庄虽然偏僻，但鬼子的巡逻队隔三差五地从村外经过。村里的气氛紧张得像是绷紧的弦。

周老栓没有送盐。他待在家里，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早早躺下。身上的伤养好了，脸上那道白印也慢慢淡了。但他总觉得心里缺了一块什么。

七月里的一天，李老茂来找他。两个人在院子里说话。李老茂蹲在地上，拿一根树枝在地上画。

“鬼子的封锁越来越紧了。据点修到了博野城外，定县那条路也不安全了。”

“那怎么办？”

“区上说，得想别的办法。盐不能断。”

周老栓没有接话。他站在枣树底下，看着树上青涩的小枣。

“我想了一个法子。”李老茂说。“把盐泡在水里，拿棉袄吸饱了穿在身上。外面套一件单褂子。过了卡子再拧出来。”

周老栓想了想。

“能行吗？”

“试试。”

两个人蹲在院子里商量了一下午。晚上，周刘氏煮了一锅盐水。周老栓把棉袄浸在盐水里，泡透了，捞出来拧得半干。穿上身的时候，盐水顺着脖子往下淌，凉得他打了个哆嗦。外面套了一件单褂子。从外面看不出什么。

第二天清早，他穿着这件浸了盐水的棉袄出了门。七月的天，太阳毒辣得很。棉袄里头的盐水被太阳一晒，顺着脊背往下流，混着汗水，渍得皮肤生疼。他走了一上午，到了博野城外的一个村子。村子边上有个接应点。他把棉袄脱下来，在清水里泡了泡，泡出盐水，再把盐水烧干。折腾了大半天，最后得了一小碗盐。不多。但总比没有强。

这种法子不是长久之计。一碗盐水烧干了也只有那么点盐，要凑够根据地需要的量，得跑十几趟。周老栓跑了三趟，背上起了痱子，红一片紫一片的，痒得钻心。周刘氏用苦瓜汁给他擦，擦了几天才消下去。

到了秋天，区上的人来说，根据地的食盐供应有了新的渠道。从山东那边运过来的，走渤海走廊。周老栓不用再冒险了。

他蹲在院子里，听着这个消息。枣树上结满了枣，红彤彤的。他伸手摘了一颗，塞进嘴里。枣是甜的，甜得他眯起了眼。

1944年春天，冀中的局势松了一些。鬼子的兵力被抽调到别的战场，炮楼里的驻军少了大半。周各庄的日子比前两年好过了一点。虽然还是穷，虽然还是缺东少西，但至少不用天天提心吊胆。

周老栓又把担子挑了起来。不过这一次，他送的不是盐。盐从山东那边来了，够用。他送的是别的东西。从敌占区买回来的药品、纸张、电池，挑到根据地去。

他走在路上的时候，有时候会想起1942年那个冬天。想起方顺桥，想起那个日本宪兵捻盐粒的样子，想起翻译官回头看他的眼神。想起老刘耷拉着的脑袋。想起博野炮楼里那个年轻伪军递给他的热馒头。

他想不明白。那个翻译官为什么要放他？那个年轻伪军为什么要帮他？也许他们是中国人，心里还存着一点东西。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他也不想弄明白。

他只是知道，在那个年月，活着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能让别人也活着，就更了不起。

1945年，初夏。周老栓在周各庄的土坯房里，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但他没有多想。他只是坐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看着院子里那棵枣树。枣树开花了，细碎的小黄花挂在枝桠上，风一吹，落了满地。

周刘氏端了一碗面糊糊出来，递给他。

“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