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0日，香港海湾，日军炮舰“宇治号”鸣放礼炮，迎接新调任的日本驻港总领事田尻爱义。高宗武或许以为，这场精心安排的接应，意味着计划即将成功。可在日本决策者眼中，礼炮不是承诺，而是诱饵。
高宗武路线的危险，正在于它并非一个人简单投敌，而是试图借日本之力拆散中国抗战阵线，拉拢地方实力派，另立一个与重庆对立的政治中心。一旦形成局面，中国很可能陷入多个政权并存、军队彼此牵制的困境。
1938年7月初，高宗武秘密抵达东京。他见到了近卫文麿等日本高层，日方还连续召开“五相会议”讨论对华政策。表面上，日本人对他礼数周全，实际上却已经把“扶汪代蒋”列入分化中国的方案。
高宗武并不是毫无能力的政客。他年轻，熟悉外交事务，也确实看到了战争给江浙金融势力带来的冲击。抗战爆发后，沿海经济中心受到重创，部分人士急于恢复旧有利益，于是把“和谈”看成出路。
但问题在于，日本所谓谈判，从来没有放弃侵略目标。高宗武试图以外交斡旋换取停战，日本却把他的活动当成撬动中国内部的工具。两边的目标并不相同，这决定了所谓路线从起点上就埋着失败因素。
高宗武回到香港后，意识到事情可能失控，便写下东渡报告，托人送往重庆，并在信中请求蒋介石参考。汪精卫先看到了材料，他当时尚未决定彻底出走，还把报告转给蒋介石。
汪精卫曾对陶希圣说：“我单独对日言和，不可能瞒过蒋先生。”这句话说明，当时的汪精卫仍在试探，并没有完全跨过叛国的门槛。蒋介石接到报告后，认为高宗武“误事不浅”，数日后又严厉斥责其擅自赴日，并停发经费。
然而，政治上的暧昧并没有持续太久。高宗武虽然开始怀疑日本，却没有立即公开切断关系。1938年11月，梅思平取代他参与上海谈判，“重光堂”协议由此形成。
11月20日，中日双方签署《日华协议记录》及相关秘密文件。内容包括承认“满洲国”、赔偿日本侨民损失、承诺日军撤离，以及汪精卫离开重庆后，争取云南、四川、广东、广西等地的地方势力。
这份文件最关键的部分，不是所谓撤兵期限，而是对中国政治版图的重新切割。它要求汪精卫借日本支持建立新政府，并设法拉拢地方军政人物。换句话说，抗战中国将被拆成彼此对立的几块。
有意思的是，协议签署十天后，日本御前会议通过《日华新关系方针》，继续推行“分治合作”。日本政府根本没有把撤兵当作必须履行的条件。12月22日，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声明，里面却没有“撤兵”二字。
高宗武很快明白，自己得到的不是外交成果，而是一张随时可以被撕毁的纸。他后来对汪精卫说：“日本人的承诺，只有四成可信。”可汪精卫已经被自己的政治判断裹住，仍在12月29日发表电文响应近卫声明。
1939年1月4日，近卫内阁总辞职，日本政局变化更使协议失去依托。高宗武路线原本幻想依靠地方军政力量制造连锁反应，但张发奎、余汉谋、薛岳、刘文辉等人没有跟随汪精卫，龙云也最终选择留在抗战阵营。
汪精卫曾希望这些地方人物因军事压力而改变立场，甚至让高宗武赴东京，寻求日本发动“牵制性”进攻。高宗武此时已明显动摇，回到香港后劝汪停止谈判，指出日本的目的只是扶植傀儡。
遗憾的是，劝阻没有改变汪精卫的决定。1939年3月，汪精卫在河内遭到军统袭击后，日本方面将其转移至上海。途中，汪精卫明确表示，今后要按照周佛海的办法，在日军控制区建立政府。
这意味着路线发生了转折：高宗武设想的是借日本分裂中国，汪精卫后来选择的则是直接依附日本。前者试图把地方势力拖入内斗，后者甘愿成为侵略者扶植的政权。二者形式不同，根子却都在于把日本侵略者当成政治靠山。
高宗武拒绝随影佐机关前往河内，还劝汪精卫不要相信日方。他对杜月笙表示，即使朋友们去了南京，自己也不会做傀儡。但此时，汪精卫已经不愿回头，高宗武的迟疑也无法挽回局势。
1939年以后，汪精卫政权在南京成立，高宗武最终与这条道路分道扬镳。那座曾被设想用来拆解中国的政治架构，既没有获得地方军政力量响应，也没有得到日本真正平等的对待。它从一开始就不是和平方案，而是侵略者利用中国内部裂痕设计的一场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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