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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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隋炀帝杨广，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修运河、征高丽、营东都，以及隋末天下大乱。在传统历史叙事中，他也一直背着“暴君”的名声。因此，如果说隋炀帝曾经专门下令把板子打轻一点，乍听之下似乎有些出人意料。

但这件事确有史料根据，而且记载得非常明确。《隋书·刑法志》记载，隋炀帝即位以后，认为父亲隋文帝后期的刑政已经出现“禁网深刻”的问题，于是下令重新修订律令。大业三年（607年），新律修成，共五百条，分十八篇，史称《大业律》。

这部律法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减轻刑罚。《隋书·刑法志》说：“其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短短一句话，对研究中国杖政史却相当重要。

所谓“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包含的正是古代司法运行过程中最直接作用于犯人身体的各种手段：戴枷、杖责、决罚以及审讯。隋炀帝这次修律，不只是抽象地说一句“刑罚从宽”，而是连怎样使用板子、怎样执行处罚、怎样审讯犯人，都规定得比过去轻。

换句话说，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确实从国家制度层面发出过一次“板子应该打轻一点”的信号。《隋书》还特别强调，《大业律》五刑之内有二百多条改从轻典，可见这并不是零敲碎打的修改，而是一场相当明显的刑罚宽减。

百姓对此是什么反应呢？《隋书》紧跟着写了八个字：“百姓久厌严刻，喜于刑宽。”

这句话尤其值得注意。它说明隋文帝晚年的刑政之严，已经给社会留下了相当强烈的感受。老百姓长期苦于严刑峻法，所以看到新皇帝修改律令、减轻刑罚，立即产生了“喜于刑宽”的反应。

这也提醒我们，对隋文帝、隋炀帝父子，不能简单按照后来形成的历史脸谱去理解。

隋文帝创立《开皇律》，确立笞、杖、徒、流、死五刑体系，对中国法律史影响极大；但他晚年刑罚趋于严苛，也见于史籍。隋炀帝即位以后，反而一度试图纠正这种趋势。至少从大业初年的制度设计来看，杨广希望自己以“宽政”形象出现，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有关法律史研究也注意到，《大业律》在量刑和枷杖、讯囚制度方面确实较旧制宽缓。

如果历史停在这里，隋炀帝在中国杖政史上的形象，甚至可能会相当不错。问题恰恰在于，历史没有停在这里。《隋书·刑法志》接下来笔锋突然一转：“后帝乃外征四夷，内穷嗜欲，兵革岁动，赋敛滋繁。”征战越来越多，工程越来越大，国家财政和百姓负担也越来越沉重。为了完成朝廷交下来的任务，各级官吏开始不惜手段逼迫百姓。

史书用了非常沉重的一句话：“有司皆临时迫胁，苟求济事，宪章遐弃。”所谓“宪章遐弃”，说白了就是：原来写在法律里的东西，被扔到一边去了。这才是隋炀帝杖政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一部法律即使明文规定“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如果国家机器在实际运行中根本不按照法律办事，那么法律上的“轻杖”便只剩下纸面意义。地方官面对的不是“应该依法打多少板子”，而是“必须把差役、赋税、工程、征发完成”。一旦完成行政任务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刑罚便很容易由法律规定的惩戒手段变成行政逼迫的工具。

今天我们常常把古代杖刑理解成一种简单的刑罚：犯罪多少，打多少板子。其实中国杖政史远没有这么简单。板子什么时候最可怕？未必是律条规定得最重的时候。有时候，反而是在律条失效的时候。

因为法律即使规定打一百杖，至少还有一个“一百”的数字；规定打六十，也至少还有一个“六十”的界限。如果执行者完全抛开成文法，只根据行政需要“临时迫胁”，那么打多少、怎样打、什么时候停止，就可能越来越取决于执行者的意志。

这正是《隋书》接下来描述的情况。社会矛盾日益严重以后，盗贼越来越多。隋炀帝非但没有继续坚持大业初年的宽刑路线，反而不断加码：“帝乃更立严刑。”甚至下令，盗窃以上的犯罪：“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刑罚已经从“枷杖讯囚并轻于旧”，一下子滑向“不问轻重皆斩”。

可是严刑并没有解决问题。《隋书》说：“百姓转相群聚，攻剽城邑，诛罚不能禁。”越杀，盗贼越多；盗贼越多，朝廷又越加严刑。到了大业九年（613年）以后，局势进一步恶化，史书终于写出一句近乎总结性的判断：“郡县官人，又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地方官已经可以各自作威作福，生杀由心。

从“刑宽”走到“生杀任情”，中间不过几年时间。这也是《大业律》留给中国杖政史一个很值得思考的案例。

隋炀帝不是没有制定过好看的制度，也不是不知道刑罚过重会引起百姓反感。大业三年（607年），他甚至准确地抓住了“枷杖决罚讯囚”这些最容易造成司法暴力的环节，并明确规定“并轻于旧”。

可是，一旦国家治理走向失控，战争、徭役、赋税和行政压力不断叠加，曾经写在法典里的宽刑原则，很快便可能被现实吞没。所以评价一个时代的“杖政”，不能只看律典规定打多少板子。还必须看这块板子究竟掌握在谁手里，按照什么程序落下来，有没有法律限制它，又有没有人真正遵守这些限制。

隋炀帝大业初年曾经认真地告诉天下：板子应该打轻一点。若干年后，《隋书》却只能留下另外四个字：“生杀任情。”

从“并轻于旧”到“生杀任情”，这恐怕比一顿一百杖、二百杖，更能说明隋炀帝时代杖政究竟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