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期间，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主力部队被包围在沈阳、锦州、长春三大据点，在外面游荡的廖耀湘第九兵团跑来跑去也没跑掉。
三大城市的解放方式大不相同：锦州是实打实的攻坚战，共歼灭守军十万余人，俘获范汉杰以下近九万人；长春曾泽生六十军起义，李鸿新七军投诚，郑洞国警卫部队象征性抵抗一下也放下了武器；沈阳作为东北“剿总”上将总司令的大本营，说打了也行，说没打也对，因为卫立煌根本就没想打，周福成在最后也放弃了指挥，只有二〇七师进行了“局部抵抗”，其他部队都忙着跟解放军洽谈起义或投诚。
笔者查阅了很多辽沈战役史料，也没能确定沈阳守军是起义还是投诚，因为绝大多数守军将校写的都是“主动放下武器”，而且我们还能看到不管是卫立煌还是收摊儿的周福成，似乎都对维持治安和保护工厂更上心，有多少部将在跟解放军商谈起义投诚，他们似乎并不关心，即使知道了也不管，反而把权力逐层下放，总而言之一句话：你们随便谈判，但要保证治安不乱，工商业不受影响。
卫立煌把东北“剿总”设在沈阳，手头上有周福成的第八兵团和廖耀湘的第九兵团以及其他部队三十万人，廖耀湘在老蒋严令下带着第九兵团离开沈阳主动出去挨打，剩下的是以第八兵团为主力的十四万人，另有史料说周福成代替卫立煌指挥时，只有八万人左右。
其实不管是卫立煌还是周福成，都没想把沈阳打烂，时任第八兵团五十三军上校副参谋长的刘殿武回忆：“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周福成委任蒲贵麟（第五十三军干训班主任）为沈阳警备司令，率领干训班全体员生维持沈阳市内秩序。十一月二日，第五十三军军部决定通令该军所属驻沈阳市内的军队即时停止射击，放弃对解放军的敌对行动，过午即见解放军部队陆续进城，一辆辆卡车满载收缴的武器弹药器材往返奔驰，同时街上也出现了解放军维持治安人员。”
沈阳解放为何如此“井然有序”？我们细看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之三大战役）》就会发现其中有一点很奇妙：被俘将领回忆锦州战役，都说打得很激烈，长春起义投诚将领都说自己饿得够呛，只有沈阳的将校，在回忆文章中都在讲如何跟解放军联络。
卫立煌在解放军发起总攻前就乘飞机离开，把“防务”交给了第八兵团中将司令官周福成，但说是“防务”，还不如说是维护治安保护工厂。
沈阳兵工厂存了四吨炸药，该厂负责人面见五十三军少将副军长赵国屏（解放后曾任山西省交通厅厅长，为改变山西省交通的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时还以为是让他炸掉工厂，没想到赵国屏笑着告诉他：“请你来不是让你从事破坏，而是让你保护工厂的。收音机里已广播了工厂的问题，你听了吗？”
那位姓徐的科长（兵工厂中将厂长陈修和赵国屏是老朋友，也是陈毅元帅堂兄，当时正在指挥起义护厂）也笑了：“听了。让我们做什么？是不是护厂有赏，破坏工厂要罚？”
赵国屏回忆：“徐科长建议多发一个月的面粉，用来鼓励护厂。我说：‘很好，就这样办。’随后我又和兵站总监樊光普通电话，告诉他和平解放，通知所属单位办理移交手续。告知兵团部副官处长王炳南，准备汽车游行，做好宣传和平解放沈阳的工作，让市民安心，商店照常营业。通知各单位准备移交，防止隐藏作伪，并准备欢迎解放军进城。”
解放军还没有进城，或者还没有发起攻击前，卫立煌就已经带着幕僚们离开，接班的周福成在得知绝大部分守军将领都在跟解放军联络之后，也甩手而去，临走前留下一封信：“国屏弟，事已至此，我无能为力，希你善其后吧。我走了。周福成。即晚。”
有史料说周福成不参加起义，是怕老蒋因此迁怒卫立煌，所以只好指挥权交给已经决定起义的副军长（周福成是第八兵团司令兼五十三军军长）赵国屏。
赵国屏是起义领导者，自然要把完整的沈阳交到解放军手里，卫立煌也是同样想法，他在沈阳除了坐视范汉杰、廖耀湘被俘，长春曾泽生起义李鸿投诚之外，还很注意维持沈阳的稳定，城外解放军大兵压境，卫立煌还在加大力度保护商业秩序。
时任“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军官训练班”少将副主任、代主任的姜明文回忆，卫立煌让他把原来驻扎在东山嘴子训练班全部调入沈阳城，并立即组织了巡逻队和纠察队：“散兵游勇趁机抢劫之事，都由巡逻队和纠察队就地惩办。如十月二十一日我亲自看到在中街内联生鞋店一个散兵买鞋，把鞋穿到脚上就走。店里人追出，这个兵撒腿就跑，正值巡逻队走到，把他抓住将鞋脱下，就地打了五十棍子。像这类事情不一而足，每天各大队汇报统计总有几十起。经过这一段的维持，市面秩序尚称安定。”
跟锦州的关门闭户和长春的掘鼠罗雀不同，沈阳在解放前不但店铺照常开业，而且居然是酒照喝舞照跳，似乎大家都没有积极备战，据赵国屏回忆，老蒋亲自到沈阳把廖耀湘兵团调走并训话打气，但散会之后，沈阳将领都没当回事：“会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来到一个所谓‘俱乐部’寻欢作乐，里面有女招待以及麻将牌、扑克等各样赌具。我借机问了一下‘剿总’副参谋长姜汉卿：‘你说今天这一决定怎样？’他说：‘完蛋更快一些。’我问为什么？姜说：‘老头子（指蒋）亲自指挥嘛！’”
不止是姜汉卿，似乎所有的东北中高级将领，都知道只要老蒋亲自指挥就必败无疑，而且一定会败得更快，估计跑来跑去传达命令的参谋总长顾祝同，也知道廖耀湘出辽西必将全军覆没，只是不敢跟老蒋说实话而已。
卫立煌不想把沈阳打烂，只好一走了之，周福成得知绝大部分将领都想起义之后，也只能躲进世合公银行内，对各师起义“不闻不问，听其自然”。
卫立煌一走了之，周福成离开原本设为指挥部的中国银行“只身移住世合公银行”，沈阳守军不是各自为战而是自谋出路，刘殿武回忆：“维持至十一月一日，在浑河守备的第二〇七师一部接战后，有些伤亡损失。当时司令部与守备北面的第一三〇师通话时，竟接到解放军的总机上，说明第一三〇师已与接触的解放军对话了。”
有人说二〇七师是沈阳唯一顽抗的部队，事实上二〇七师也没想真打到最后，这一点赵国屏十分清楚：“十月三十日上午得到报告说，第二〇七师向五十三军阵地方面布防。我给第二〇七师师长戴朴和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通电话，请他们来兵团部研究一下目前情况和对策。戴说太忙不能来，又说：‘你那边的事我们都知道了，请学兄关照。’周的出走好像戴已知道了，我又同许师长说了话，他也是说忙，不能来，但说他的行动与我是一致的。”
解放沈阳并非围攻，所以戴朴见势不妙带着一些部队逃掉了——他是陈诚土木系干将，跟卫立煌不是一条心，逃跑也是可以理解的，周福成的处境就很微妙了，他既没有进入功德林等待特赦，也没有作为起义投诚人员加入解放军继续带兵，更没有去军事学院当教员，杜聿明十分清楚当时国民党方面对卫立煌、周福成的定性：“十一月十日，蒋介石下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原令说：‘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留在沈阳的东北‘剿总’副参谋长姜汉卿一日晚来电说：‘周福成降敌。’其实周并未奋战，也未降敌，而周的部下则降的降、散的散。”
周福成何时病逝，病逝于何处，史料有不同说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沈阳在解放前，社会秩序都比锦州、沈阳稳定极多，商业、民生均未受到太大影响，进城后担任沈阳市委常委、职工部部长的曾志回忆：“沈阳解放后，经我们检查，各工厂的机器设备基本是完好的，虽然许多工厂停工或半停工，但工人和职员仍能坚守工厂。”
守城将领的不同选择，让沈阳以不同于锦州、长春的方式获得解放，那么在读者诸君看来，卫立煌和周福成虽然想法不同，为什么都在沈阳解放前维持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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