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年，罗马城，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率军进入首都。此时的罗马并不是一个皇帝说了算的安稳国家，而是军队、元老院与地方势力彼此角力的巨大权力场。许多关于他的传闻，也正是在这种混乱背景下被后人不断添枝加叶。
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塞维鲁曾把元老院高官的妻女集中起来，变成奴隶，甚至宣称花一个金币便可随意羞辱她们。这个故事听起来极其骇人，却找不到可靠的古代史料支撑。更关键的是，塞维鲁统治时期，罗马确实发生过贵族清算与财产没收，但没有可信证据证明他建立过所谓的公开场所，更没有“一枚金币任意处置贵妇”的法律。
这里的“一元”，本身也有明显的时代错置。罗马使用的是第纳里乌斯等货币，古代文献不会把它称作现代意义上的“元”。一枚第纳里乌斯对普通劳动者而言并非微不足道，但它既不等于一块钱，也不能让购买者获得处置贵族妇女的合法权力。
不过，传闻之所以容易流传，并不是完全没有现实土壤。罗马社会确实存在奴隶制度，战俘、债务人以及被主人买下的人，都可能失去人身自由。奴隶可以买卖、转让，也能被主人安排从事家务、农业、手工业和矿山劳动。法律在许多时候保护的不是奴隶本人，而是主人的财产利益。
贵族女性也并非始终拥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地位。婚姻、财产和继承，常常受到家族权力影响。某些婚姻形式下，女性的财产会进入丈夫或其家族控制范围；但这不代表她们可以被任何平民随意买走，更不意味着皇帝能够把所有贵妇当作普通货物公开处理。
罗马家庭内部的权力同样严厉。家父被称为“家长”，在传统法律观念中拥有管理家庭成员和财产的权威。早期法学材料甚至保留了家父惩罚子女、转让子女的观念。不过，这些权力随着时代变化逐渐受到限制。到了帝国时期，家长已经不能毫无后果地处置家庭成员，皇帝和法学家也在不断收紧这种古老权力。
罗马法律的残酷，还体现在身份差异上。同样的罪行，贵族、公民、自由民和奴隶可能遭遇不同刑罚。十字架刑、矿山劳役和角斗场处置，通常更多施加于低身份人群；拥有公民身份者，在某些时期则能获得更特殊的司法待遇。法律并非一把对所有人同样锋利的刀，而是随着身份变化而改变轻重。
服饰也受到身份观念影响。紫色染料十分昂贵，尤其是用海产软体动物制作的紫色，在帝国时期常与皇权和高级官职相联系。相关禁令并非简单规定“平民一律不能穿紫色”，而是针对某些特定色调、服饰和身份象征进行限制。它体现的不是审美问题，而是罗马人对等级秩序的执着。
塞维鲁本人出身北非城市莱普提斯·马格纳，曾任军队将领。公元193年，佩蒂纳克斯遇害后，罗马政局剧烈动荡，塞维鲁凭借军队支持成为皇帝。他随后击败竞争者尼格尔和阿尔比努斯，并在公元197年彻底巩固统治。这个过程伴随着处决、没收财产和贵族集团的衰落，却与“用贵妇供人花钱羞辱”的故事不是一回事。
有意思的是，塞维鲁确实削弱了元老院的实际影响，并提高军队待遇。他把军队视为皇权根基，扩大士兵福利，允许部分士兵建立家庭，还加强了军队在政治中的地位。这样的政策使皇帝更加依赖军队，也让元老院越来越难以恢复旧有权威。
如果把未经证实的传闻当作历史事实，反而会遮蔽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罗马奴隶制如何运转，贵族权力怎样被军队打破，法律又为何会因身份而产生差别。那些制度本身，已经足够说明古罗马社会的严酷，无需再用一个无法考证的故事来增加刺激性。
塞维鲁于公元211年在不列颠的约克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左右。此后，两个儿子卡拉卡拉与盖塔共同继承皇位，兄弟间的冲突很快演变成新的政治清洗。罗马帝国的权力斗争，从来不缺少血腥场面；但越是残酷的时代，越需要把史实与传闻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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