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沈阳，辽宁省委领导班子调整后，黄火青尚未正式到任，黄欧东已经先行进入工作状态。出乎意料的是，接下来遇到的并不是简单的事务困难，而是班子内部难以协调的关系。
黄火青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最谨慎的地方正在于没有急着给人下结论。黄欧东向中组部反映，认为宋黎、杜者蘅等人对工作不够配合，导致许多事情推行不动。安子文听到后，依据一般情况判断，干部之间不合作，当然需要批评。
但问题远比“不配合”三个字复杂。
杜者蘅不是普通干部。抗战胜利后进入东北，先后担任地委副书记、专署专员，后来又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副主席以及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辽宁干部队伍中资历较深。宋黎等人也有自己的工作经历和关系基础。一个新到任的领导，若还没有摸清地方情况，贸然调整干部，往往容易把工作分歧变成个人对立。
黄火青没有立即接受外界的判断，而是找林枫了解情况。林枫长期在东北工作，熟悉当地干部，也清楚各方面的历史关系。面对询问，他没有直接说谁对谁错，只是留下了一句很重的话：“不是人家不配合，而是他领导不起来。”
这句话没有把责任说死，却点出了关键。领导班子出现摩擦，表面看是意见不一致，深层往往涉及威信、经验、方法和彼此信任。若只把问题归结为别人不服从，容易忽略自身是否真正掌握了情况，是否让干部理解了意图，是否有能力把不同意见拢到一起。
黄火青仍不敢仓促表态，又去请教彭真。两人早年在抗日时期共事，彼此了解。彭真给他的意见很实际：“情况还不熟，不要急着处理这个问题。”这不是推诿，而是提醒他，班子矛盾最忌凭几次汇报便作出判断。
有意思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慢慢观察。一次会议上，黄欧东提出通过整党来解决领导班子分歧，并要求表决。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方案获得通过，黄火青也只能同意。
黄火青说明自己刚到辽宁，对具体工作还不熟悉，动员报告交给黄欧东。黄欧东又把发言任务交给杨春圃，结果对方讲话时出现了不够稳妥的内容，使原本复杂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整顿工作由此不再只是思想和作风问题，也牵动了干部去留。
有些做法更偏离了组织原则。有人派人监视干部，准备列出一批需要处理的名单。黄火青对此采取了保留态度，尽力保住了一部分干部。杜者蘅等人仍被扣上帽子，后来下放到沈阳拖拉机厂担任副厂长，蔡礼、李均、吴铎等人也受到牵连。
这种处理造成的后果，很快显现出来。干部之间的隔阂加深，正常工作受到影响。到1961年至1962年，随着形势变化，部分干部陆续得到平反，重新回到原有岗位。事实说明，领导班子中的矛盾如果处理失当，代价往往不是某个人一时受挫，而是整个工作秩序受到牵连。
黄火青后来还有一段颇为尴尬的经历。1965年，在政治运动全面展开前夕，他因身体原因到北京接受大手术。其间，辽宁工作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直接负责。几个月后，黄火青回到沈阳，名义上仍是省委第一书记，但实际工作并未恢复，辽宁的重要事务仍由宋任穷主持。
问题随之变得微妙。黄欧东常带人到黄火青住处汇报工作，黄火青对此并不舒服。他刚做完大手术，需要静养，频繁接待汇报自然影响休息；更重要的是，既然宋任穷负责东北及辽宁工作，干部却不断绕过实际负责人向他报告，容易造成组织关系上的混乱。
黄火青曾对身边人表示：“我现在不负责具体工作，事情还是按组织渠道办。”这不是摆架子，而是在提醒大家，名义职务与实际分工必须分清。
从黄火青向林枫、彭真询问情况的细节看，他当时真正担心的，并非一句“谁不配合”能够解释的表面现象，而是自己是否掌握了足够情况，是否有能力把一个复杂班子带起来。遗憾的是，后来的局面并未给他留下充分施展的空间。
随着政治运动到来，黄火青受到冲击。此后多年，他没有重新主持辽宁工作。直到1978年，他已离开东北，转到北京工作。那段发生在辽宁的班子风波，也因此成为干部关系、组织原则与领导能力彼此交织的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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