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在浙江省武义县发生了这样一件非常奇怪的杀人案件。
没有一点力气的秀才拿着一把刀把族兄砍死了，并且带上了凶器、人头去到县衙自首。按照一般的道理来推断的话，这就已经是一起明明白白的谋杀案了，凶手是不可能逃避死刑的。
但是结果大相径庭：秀才并没有受到处罚，反而是被老百姓尊为孝子；他妻子绝食守节，夫妻两人一起被朝廷表彰，并且王家也因此获得了一个“节烈”的称号。
秀才是名叫王世名的人。被他杀死的是和自己一个部落的人，在这里做高利贷生意。
事情就因为二两银子而起。
王世名的父亲王良曾经向王俊借了两钱银子。王俊所欠的是高利贷，本金很少，但是利息却在不断增长。因为无力偿还债务，在催收的过程中和债权人发生了争执。王良被打伤很重，在家休息了一天之后就去世了。
临终的时候，王良认为自己是被王俊杀死的，并且让自己的儿子为他报仇。王世名下跪向父亲保证要讨回这血债。
但是当时王世名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而王俊身体强壮，直接对抗没有获胜的机会。王俊知道如果这件事闹大了对他的影响很大，所以就请族长出来做和事佬，并且答应赔偿给王家三十亩良田。
王世名接受这个赔偿，并且在族人的面前说这件事已经解决完毕，以后不会再追究了。
从表面来看，两个人的关系又恢复到了从前的状态。但是王世名并没有因此而放松下来。
他在暗中让人制作了一把剑，并且上面刻着“报仇”。平时他总是带着这把剑，一想到父亲去世的事情就对这把剑哭诉。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
五年前的时候，王世名考取了秀才，而他的妻子也生了一个儿子。有了功名、后代之后，他认为自己即使为了报答而付出生命也是值得的。
机会很快出现。
王俊在外面家里喝酒，走的时候都已经喝得比较醉了。王世名事先就埋伏在那里，在对方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用剑把对方砍死了。之后他就拿着王俊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田租账本、左手握着一把刀，右手拿着一个人头一起去了武义县衙自首。
这并不是一起普通的案件。王俊用高利贷来牟利，已经让很多人感到厌恶了；而王世名是知识分子，所以杀人的动机就是“替父报仇”。一传出去之后，在县城里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老百姓都跑到了县衙来看审判。
武义县令陈某经过审理之后，并没有马上判决，而认为此案件关系到忠孝问题，自己无权决定，只能向上级汇报。
在围观群众的欢呼声里，王世名竟然可以回家等了。
于是金华知府就让两个县令一起审案。两位县令并不是不懂得杀人偿命的道理，但是他们都想保全王世名的生命。他们提出的方法是再对王良的尸体进行一次鉴定。如果确定王良是因为受伤而死的话，那么王世名杀死王俊的行为就可以被解释为“以命换命”，从而有可能免除他的刑事责任。
对于官方来说，这是一条比较实际的做法。如果能证明王俊造成了王良的死亡，那么案件就可以被重新定义了。
但是王世名没有接受。
王良去世很多年了，再给他做一次尸体解剖检验，在他看来就是对父亲的一种羞辱。宁可自己去承受杀人的罪名，也不能让父亲的身体再一次被人挖掘。
县令有意地表明态度说，根据法律规定，因为有人控诉王良被殴打致死，所以官府有权对尸体进行解剖检查。
王世名听完之后非常激动，他认为官员们之所以要进行尸体检验，就是为了逼迫自己走向绝路。于是他就撞上了县衙的大门，并且当场就死了。
一起杀人案件就变成了一次新的死亡事件。
围观的人们都被王世名的行为所感动而哭泣。两个县令各捐出了十两银子，读书人再筹措了三十一两银子，一共五十两用来给他办丧事。
使该案件被纳入到官方叙述中的原因是在之后发生的。
王世名去世之后，他的妻子俞氏并没有改嫁，在停丧三年的时候就一直这样。等到小儿子断奶之后，她便开始绝食，并且用这种方式来坚守自己的贞操，最后与丈夫一起长眠于地下。
一个是孝子，另一个是节妇，在同一家人中发生了一场悲剧。地方官员把这件事上奏给上级主管机关——知府，知府先发了抚恤金，然后浙江方面再向中央政府汇报。最后朝廷给王家封了“节烈”的称号，建起了牌楼，并且把王世名列入了《孝烈传》之中。
这就出现了问题。
王世名的父亲曾经被别人打死过，所以王俊并不是普通的邻居，他是以高利贷为生的人。但是这些事实只可以说明他为什么这么做，并不能消除他杀人所应承担的责任。
他早就铸好了剑，并且一直在等机会，等到王俊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才动手，这不是一时冲动的行为，在经过多年的精心策划之后才实施的报复行为。根据明朝的法律规定，杀人的罪犯应当受到惩罚。但是在这一桩案子里，官方并没有把事情办妥当，老百姓的情绪已经为案件定下了基调，然后就连地方官员以及中央政府也都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这样的结论。
所谓的“一命抵一命”其实就是官员们想出来的折中的办法，并没有得到王世名的支持。“孝”的形象因此而更完美了。
这件事情表明，在明朝时期的社会里虽然存在法律但是法律不是解决所有的矛盾问题唯一的办法。在涉及到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忠孝观念以及节烈问题的时候，社会舆论的影响会很大地左右司法判决的结果。
也就是说，王世名受到称赞，并不是由于法律上判定他杀人无罪，而是因为他“替父报仇”的情节盖过了“持刀杀人”的事实。王俊的身份、放贷的行为以及个人的声誉使人们更容易接受这样的结局。
但是王世名的妻子最后选择了绝食而死，并且也被人美化成了值得赞扬的节烈。一个家庭先是失去了父亲，然后又失去了丈夫和妻子，只剩下孩子一个人成长。这样的结果，在当时就被写进了传记里，被刻在了牌坊上；但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已经不能简单地用“感人”这两个字来总结了。
此案最有意义的地方并不是秀才多么勇敢，而是在于在法律、亲情和社会道德产生矛盾的时候，最后影响案件结果的因素并不仅仅是证据与法律条文，还在于人们是否愿意相信某件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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