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那家川菜馆开在城南老巷子口,整条街就她一家做夜宵生意,凌晨两点还有出租车司机排队等位。

去年腊月二十八,她盘完账跟我说,刨去房租水电人工,一年净落一百九十万。

说这话的时候她手里还攥着块抹布,围裙上全是红油点子,眼睛熬得跟兔子似的。

房东老周是正月初八找上门的。

他穿件黑色羽绒服,腋下夹个皮包,进门先笑呵呵地递烟,我姐不抽,他就自己点上,把烟灰弹在擦得锃亮的餐桌上。

他说合同到期了,租金得从三十五万涨到八十五万,一年一签。

我姐正蹲在地上择菜,手指头顿了一下,没抬头,问了一句:“周哥,这条街最好的铺面也就六十万,我这个位置偏,后厨还漏过水。 ”
老周把烟头摁灭在碗沿上,碗是客人刚吃完没收的,里头还剩半碗红油汤。

他说:“妹子,你这生意火,哥心里有数。 八十五万你掏得起。 ”
我姐站起来,把围裙解了叠好,说行。

那天晚上她给我打电话,声音平得跟凉白开一样:“你帮我找个新铺面,十天之内。 ”
我姐这人就这样,从小不哭不闹,挨了打就咬着嘴唇站墙角,站到半夜也不认错。

当年我爸赌钱把家里房子输了,她十八岁揣着三百块来城里,从洗碗工干到掌勺,手上烫的疤比菜谱还密。

她认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

第二天她照常开门做生意,红烧肥肠卖三十八一份,凉拌折耳根十二,熟客来了还送一碟花生米。

老周每天中午来转一圈,背着手在后厨门口站会儿,看我姐颠勺,嘴角挂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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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为我姐认了。

我姐确实认了——认了要搬。

她找铺面没声张,白天炒菜晚上骑电瓶车满城转。

第四天在城北建材市场后面看中一个两层门面,原来是个火锅店,倒闭半年了,墙上还挂着“麻辣空间”的褪色招牌。

房东是个退休教师,姓陈,六十来岁,说话慢条斯理:“我这铺子没人要,位置背,你要租,一年四十五万。 ”
我姐绕着铺子走了三圈,拿手指头敲了敲后厨的承重墙,又趴地上看下水道。

陈老师以为她嫌贵,又说:“你要是长租,四十万也行。 ”
我姐说:“四十五万,我签五年,每年涨两万。 ”
陈老师愣住,从口袋里摸出老花镜戴上,上下打量她:“姑娘,你做什么生意? ”
“川菜。 ”
“这条街没人气。 ”
“我做夜宵,做到凌晨三点。 ”
陈老师没再说话,拿出钥匙把二楼储物间的门打开,里头堆着前任租客留下的破桌椅。

我姐探头看了一眼,说三天后签合同。

第七天老周来店里,我姐正在后厨腌泡菜,一缸子萝卜皮码得整整齐齐。

老周说:“合同该签了,八十五万,押一付三。 ”
我姐擦擦手,从收银台底下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头是解除租赁关系的通知书。

老周看完,脸上的笑还没收,嘴角先抽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
“我搬走。 ”
老周把通知书往桌上一拍,玻璃台面震得酱油瓶直晃:“你疯了吧? 八十五万你嫌贵? 这条街就你这生意好,你搬走试试? ”
我姐把泡菜缸的盖子盖上,密封圈按得严严实实,然后转过身:“周哥,你涨租我没意见,但你不能当我傻。 这条街晚上就我一家的灯亮着,你把租金翻一倍多,是想等我走了自己干? ”
老周脸腾地红了,从耳朵根烧到脖子,手指头指着我姐的鼻尖:“你少胡说八道! 我涨租是行情,你租不起就滚! ”
我姐没再理他,进后厨把火关了,最后一锅水煮鱼装盆,喊服务员端给三号桌。

然后她拿出手机,给陈老师发了条语音:“陈叔,明天上午九点签合同。 ”
老周站在收银台前面,脸色从红变白,又从白变青。

他想摔门,门是铝合金的,摔不响,他用力拽了一下,门反弹回来撞在他肩膀上。

第十天我姐搬家。

请了搬家公司,四辆厢货,后厨的灶台、冰柜、抽油烟机全拆走,连门口那块“巷子口川菜”的灯箱都卸了。

老周站在巷子对面抽烟,一根接一根,烟头扔了一地。

他走过来跟我姐说软话:“妹子,租金好商量,六十万行不行? ”
我姐正指挥工人搬泡菜缸,缸里养了三年的老坛酸菜,水不能晃。

她头也没回:“周哥,新店签了五年。 ”
老周的手机从十点半开始响,到下午三点打了四十个电话。

我姐一个没接,最后干脆关机。

老周打给我,我接了,他在电话里声音都劈了:“你姐是不是疯了? 六十万不租,跑城北那个死巷子? ”
我说:“周哥,我姐在城北签了五年,四十五万一年。 ”
老周沉默了十几秒,电话里只有他粗重的喘气声。

他挂了。

新店开业那天是正月十八,我姐在门口放了两挂鞭炮,红纸屑落在泥地上,半天没人扫。

头一个月生意惨淡,一天营业额不到两千,房租水电都不够。

我姐不着急,她把菜单改了,加了十八块钱的宵夜套餐,炒饭配酸萝卜老鸭汤,专做晚上十点以后的出租车司机生意。

第二个月开始排队。

城北的司机一传十十传百,说建材市场后面有个川菜馆,老板娘炒的回锅肉比自家做的还实在。

第三个月,老周找过来了。

他站在马路对面,看店里坐满了人,门口塑料凳上还有七八个等位的。

他穿过马路走进来,找了个角落坐下,喊服务员点菜。

我姐从后厨出来,围裙上还是红油点子,手里端着盘辣子鸡。

老周说:“给我炒个蛋炒饭。 ”
我姐说:“蛋炒饭十八,先买单。 ”
老周从口袋里摸出皱巴巴的二十块,我姐找了两个钢镚放在桌上。

蛋炒饭端上来,他吃了两口,放下勺子:“妹子,我那个铺面空了三个月,没人租。 ”
我姐擦着旁边的桌子,没接话。

“四十万,你回来。 ”老周的声音低得跟蚊子哼似的。

我姐把抹布叠好,放在桌角:“周哥,我这儿签了五年。 ”
老周站起来,椅子腿蹭着地砖发出刺耳的响声。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抽出一根捏在手里,没点。

他往外走的时候,肩膀塌着,羽绒服后背蹭了一块白墙灰。

我姐喊住他:“周哥。 ”
老周回头。

“你那个铺面漏雨,后墙的防水层去年就该重做了。 还有,灶台下面的天然气管道接口松了,我走之前拿胶带缠了三圈,你找人焊一下。 ”
老周张了张嘴,喉结上下滚了两下。

他推开门走了,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

那天晚上我帮我姐收拾后厨,问她:“姐,你为啥不回去? 四十万比这边便宜五万。 ”
我姐把最后一批泡菜坛子搬上货架,坛子底在铁架子上磕出闷响。

她拍了拍手上的盐粒,说:“他涨租那天,你姐夫给我打电话,说离就离,别耽误他。 ”
我愣住了。

我姐夫在老家开货车,常年不着家,我姐每月往他卡里打两万。

“他说我要是搬去城北,就离婚。 ”我姐拧开水龙头洗手,指甲缝里的红油冲进下水道,“我答应了。 ”
水龙头哗哗响,后厨的排风扇嗡嗡转。

她关了水,拿毛巾擦手,擦得很慢,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

“那铺子是我从一张桌子做到二十张桌子的,他老周想摘桃子,门都没有。 你姐夫想拿离婚吓我,他忘了我是怎么从三百块干起来的。 ”
她把毛巾搭在架子上,转头看我,眼睛还是熬得通红,但是亮。

“我这辈子就认一个理:谁拿我当傻子,我就让谁当孙子。 ”
新店第三个月月底,我姐在收银台底下又放了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头是离婚协议书。

她签了字,财产那栏写着:各自名下归各自,无共同债务。

她没寄,就放着。

她说等哪天有空了再说。

城北的夜宵摊越开越多,后来整条街成了气候,晚上十点以后比白天还热闹。

陈老师来收房租,我姐多给了五千,说把二楼重新装修一下做包间。

陈老师推了推老花镜,说不用,你留着用。

我姐把钱塞回他手里,说:“陈叔,你当初没嫌我做夜宵吵,这钱你拿着买副新眼镜。 ”
陈老师笑了,把眼镜摘下来,镜腿用胶带缠着,确实该换了。

今年开春,老周的铺面终于租出去了,租给一个做麻辣烫的,一年二十八万。

开业那天放了礼炮,我姐站在自己店门口,隔着两条街都能听见响。

她正在腌新一季的萝卜皮,手上全是辣椒面。

她抬头看了一眼声音传来的方向,然后低头继续搓盐。

玻璃门上映着她的影子,围裙带子在腰后系了个死结。

她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靠忍换来的太平,早晚得拿骨头去填。